运气不会总是眷顾同一个人。1964年，因为“右倾”、“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妥协”，王仲良被调离上海分院。不久，上海分院新任的党委书记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植生所来蹲点领导“四清”运动。沈善炯平时反映过的疑惑、偶尔发过的牢骚，譬如号召人充当党的驯服工具是否不太恰当、(困难时期)研究所食堂开的伙食还不如日本监狱开的好等言论，被党支部书记曲解后抛出来，并上纲上线到“反党”、“叛国”的程度。随着运动的深入，不但事情没有得到澄清，而且对他的批判逐渐升级，他的“罪行”上升到128项。经过几轮有组织的批判，沈善炯气愤得右眼黄斑区水肿严重，逐渐变得看不清东西。

　　后来，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从天而降，沈善炯的境遇开始有所转变。他被人揭发的128项“罪行”也在一个晚上重新核实，当逐条与揭发者核对时，此人对工作组说：“这是你们要我讲的呀！”于是只好逐条取消。有一天，工作组的一位负责人还坚持要沈善炯乘他的车，并说：“过去把你搞臭了，但下星期起，我会把你扶起来的。”

　　不久，情况又有了变化，周围的人又在回避他。1965年5月，植生所“四清”运动面临结束，沈善炯被处以“暂缓登记”的处分，即他暂时不能登记为中共党员两年。6月，他被指定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去上海宝山县庙行公社参加运动。

　　“牛棚”岁月

　　1966年6月，沈善炯奉命从农村回来——迎接他的是贴满走廊和围墙的揭发和批判他的大字报。他先是被“勒令”每天到微生物室接受批判和写“交代”，然后遭到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批斗，并被定性为“右派分子”、“三反分子”关入“牛棚”。他的家被多次查抄，孩子受到株连，遭到红卫兵殴打。

　　1968年10月15日，植物生理所举办“抗大式清队学习班”：把“牛鬼蛇神”和非牛鬼蛇神都关在研究所内，吃住都不出门，整日学习有关材料、老实交代自己的思想和经历、写大字报、开批斗会。主事者还组织了“尖兵侦察班”，给他们传授经验，让他们集中猛攻几个被认为有问题的人。有人实在受不了轮流审讯、酷刑逼供，只好根据要求承认自己是特务，上线、下线是谁。然后，顺着那些交代，又不断隔离审查新挖出来的对象。经过多轮循环(当时称“战役”)，截至11月底，已在植物生理所的科研人员和职工中挖出142名“特务”、“特嫌”，占全所员工总数的40.7%。

　　沈善炯当然是重点审查对象。侦察班逼迫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要他交代与特务组织的关系。沈善炯不肯凭空捏造，对此进行断然否定，于是不断遭到他们的殴打和折磨。他们要沈两脚并拢站着，弯腰九十度，如果不到九十度，就用一根木棒横在他的脖子上，用力向下压，达到标准才罢手。那样的姿态他哪能长时间坚持下去？每当他一倒下去，就有人咆哮着过来打他，打倒之后，又有人把他拉起来。就这样他屡站屡跌，屡跌屡站。

　　由于长期弯腰，沈善炯的十个手指胀得像红萝卜一样，变成了深紫色，两腿也因肿胀而失去知觉。他已不能大便，只能把塞在肛门口的大便一块块用手挖出来。他的身体无法再支撑下去了，几度想趁去三楼上厕所的机会跳楼自杀，但总是有人挟持着他，寸步不离，令他无法脱身。被不分昼夜连续迫供了十天十夜之后，尽管身体完全垮了，沈善炯仍不肯胡乱交代。那班人不得不把他放回单独囚禁他的仓库。

　　三天之后，沈善炯又被另一班人带去审问。照样要他两腿并拢弯腰九十度。达不到标准时，就有人拼命踢他的脚，把他的两只鞋子都踢破了。还有一位女将，用手指甲去抓他的脸，把他的前额和两颊都抓破了。他们还打他耳光，揪他的头发，把他身子提到空中后往地上掷。奇怪的是，这次他并不觉得有什么痛苦和害怕了，反而说“我不怕打，只求死得痛快”。连续审问了两个晚上以后，到第三天晚上，那班人即宣布他是台湾国民党派遣来的特务，当年在日本，是他们有意放他回来搞特务活动的。

　　因为那些人采取种种刑罚都得不到沈善炯是特务或反革命的口供，他们便把沈关到一间不到两平方米、伸手就可以触到天花板的小房间内。除有一扇铁门通往过道外，这个小屋四面密封，就像一个箱子一样。被密闭在这样一个地方，沈善炯闷得发疯，他乱敲门，狂喊“快开门，快开门呀”。后来有人开门了，却凶相毕露地对他说：“你不交代，嚷什么！”用力将他一推，又把门关上了。从此他几乎是一秒钟、一秒钟地熬这段难以形容的痛苦时光。一天之后他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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