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的《盗窟十诗》

　　1927年10月17日晚，商务元老张元济在上海家中突遭绑匪劫持，随即被掠至乡下隐匿。期间张元济不失书生本色作诗自娱，脱身后将其命名为《盗窟十诗》，遍送亲朋好友以作纪念。

　　关于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张元济被绑一事，张树年在《我的父亲张元济》一书中有着详细的描述:“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极司非而路，车上下来五个人，到我家叫门。佣人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先把开门者用手枪顶着押往门房间，接着疾步穿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父亲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见有这么些人上楼，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饭桌旁的堂兄树源，大约他们见只有树源一个年轻人，怕他抵抗。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我父亲，说:‘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绑匪不由分说架起父亲走了。”在素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旧上海，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绑票案，绑架的对象大多是巨贾富室社会名流。就在张元济出事的那几天，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倪远甫、宁波巨绅薛顺生、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局长朱炎之都未能幸免，沪上报纸戏称上海滩成了“恐怖之都”。

　　绑架张元济的这伙人原以为商务印书馆是张的私产，想趁机好好捞一票，所以张口开价便是30万。其实商务虽然名气很大，但它是一家从事文化出版的股份公司，股东人数虽然很多，却没有一个大老板，更何况张元济也并非大股东，他的收入主要是薪水和一定数量的股息、花红，虽然不能算穷人，但也不是绑匪想象的那么回事。后来这帮人一调查，发现的确搞错了，于是便将赎金降为20万。

　　10月18日，张元济给自己的好友、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高梦旦写信交代情况:“以弟资格，竟充票友(指自己遭绑票一事)，可异之至。此间相待颇优，请转告家人放心。惟须严守秘密。票价二十万，殊出意外。以弟所有家产，住房道契，非弟签字，不能抵款。商务股票兄所深知，际此时局，售固不能，押亦不易。但弟既到此间，不能不竭力设法。请兄为我帮忙，并转告内子向亲友借贷，愈速愈妙。再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夜寐不宁，口占数绝，写成两首:‘名园丝竹竞豪哀，聊遣闲情顾曲来，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岂少白裘兼社厦，其如生计遇艰难，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从信中可以看出，张元济被绑后处之泰然，精神上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在这段“幽居”的日子里，张元济与几个看守相处甚洽，他从心底里同情这伙人的境遇，便常常与他们攀谈劝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到亲切处，亦有泪下者”。望着身边这些原本善良却被逼为盗的人，张元济不禁抚掌慨叹，眼前的情景一幕幕掠过，一首首诗作也在心头酿成，几天过去，一数竟有十首，此即后来有名的《盗窟十诗》:

　　丁卯九月二十二日(即公历1927年10月17日)夜，盗入余家，被劫而去，留居窟中凡六昼夜。口占十绝，聊以自遣。

　　数椽矮屋称幽居，布被绳床体自舒。还我儒酸真面目，安然一觉梦蘧蘧。

　　牺易久严天泽辨，而今旧习待更张。料应到此无阶级，谁识犹分上下床(余高据一榻，守者皆席地而卧)。

　　寂寂深宵伴侣多，篝灯围语意偏和。微闻怨说衾绸薄，只为恩情待墨哥(第一夕天气寒甚，守者终宵瑟缩，自言为银钱故，不得不尔)。

　　频烧银烛漏声长，陡觉熊熊焰吐芒。惊起披衣同扑救，犹虞玉石烬昆冈(守者不慎失火，四周门窗紧闭，无可逃避。幸即扑灭，否则为熏穴之鼠矣)。

　　眼加叆叇耳充绵，视听全收别有天。悔被聪明多误我，面墙从此好参禅(守者强余戴黑眼镜，并以绵塞余两耳。解释良久，始允撤去)。

　　静听邻家笑语声，池塘鸭子更喧鸣。闲中领略皆天趣，隔断尘嚣万虑清。

　　天高只许隙中窥，一线晴曦射入迟。偷得驹光分寸好，有书堪读不多时(室中有板窗一，糊以厚纸，仅于屋顶启一小穴，方五六寸，藉通光线)。

　　摩西十诫传来久，愧未研求到福音。马太路加齐卒业，可能穿出骆驼针(余索书消遣，守者畀以耶教《新约马太路加福音》两册，翻阅一过，所获甚微，骆驼针孔即用《新约》中故事)。

　　鸭栏豚苙贫民窟，安得三迁母教行。堪诧夜深人静后，邻童偏有读书声(四邻皆贫家小户，儿童叫呼异常喧杂，不意夜间书声忽起，令人神往)。

　　一之为甚何堪再，闻自此中人语云。我是塞翁今失马，评量祸福尚难分。

　　这起意外事件让张元济有机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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