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中国底层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这对张元济震动很大，他脱身后在给好友丁文江的信中有这样几句话:“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十年后张元济内侄许宝骅在京杭道上被绑，张元济又写了《谈绑票有感》，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点:“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身历险境而不畏惧，脱险后又替绑匪辩护，这就是张元济的胸襟和气度。
绑匪也为张元济的人格力量所感，只收了张家10000元便将其客气地送回。回家后，张元济把《盗窟十诗》交商务排印出来，后来有人误传《盗窟十诗》是张元济脱险归来后所作，与张比邻而居的胡适也这样认为，他在致张元济的慰问信中说:“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尝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菊生(张元济号菊生)先生脱险归来，作诗自遣，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因占绝句一首和，并乞教正。”张元济读后专门复信胡适，并依韵撰诗一首，说明《盗窟十诗》乃作于匪窟之中:“世事遭逢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富六日清闲甚(指被当做富人遭绑架六日)，此是闲中学赋诗。”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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