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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门弟子的历史贡献:推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时间:2010-2-2 10:26:13  来源:光明日报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学问家和思想家。他曾经多次开堂讲学,门下弟子甚众,其中尤以早年在东京所收弟子的成就最大。这批章门弟子大多任教于高等学府,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他们不仅学术精湛、各有造诣,而且大都关注现实,诸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由是构成了一个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思想文化群体,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

  章门弟子中西文化观的演进

  早在20世纪初,章门弟子就接受了章太炎倡导的国粹思潮的影响,针对人们“醉心欧化”的倾向给以严厉批判,认为那不过是一种“文化偏至论”。由此出发,他们纷纷“以保存国粹为职志”(《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甚至主张“光复旧物”,缘是呈现出一种较为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但正如鲁迅一语道破,“‘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鲁迅:《略谈香港》)因此,他们主张的“保存国粹”带有鲜明的革命性质,与张之洞等人的侈谈国粹不可同日而语。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富有前瞻性地指出:“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深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鲁迅:《文化偏至论》),从而密切契合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趋势。与此同时,他们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过程中,也逐渐意识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鲁迅:《摩罗诗力说》),所以并不反对有选择地输入西方文化。相反地,他们还深入批判了“西学中源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思想(鲁迅:《文化偏至论》)。这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章门弟子更是作为领导者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由于受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事件的刺激,很多章门弟子终于认识到“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缘此,他们对“保存国粹论”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随感录三十五》)。由此出发,他们在中西文化论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派的立场上,认为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性质之异”,并由此提出了输入欧化的主张,呼吁“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看镜有感》)。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周作人:《〈扬鞭集〉序》),因而进一步深化了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如鲁迅便主张对“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鲁迅:《〈浮士德与城〉后记》),并认为“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熔化于新作品中”(鲁迅:《“论旧形式的采用 ”》)。这种充满辩证法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西文化探索的最高认识。在此期间,甚至连曾经十分激进的钱玄同亦渐趋平实,他不仅对前期的偏激言论予以自我反省,而且还积极支持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这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也日益成熟。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文学嬗变

  章门弟子作为一个学术群体的异军突起,肇始于他们取代桐城派在民初北大文科的势力之时。具体说来,缘于其师章太炎对“魏晋文”和“唐宋文”的分疏及辨析,他们最终摒弃了原先喜爱的桐城派文风,并将这种观念带进了民初北大,从而引发了一场与桐城派的激烈交锋。一方面,他们运用其擅长的小学,新开设了不少文字学课程,这明显是以朴学考据为武器,击中了桐城派“以空文号天下”的流弊。另一方面,黄侃等人还极力表彰以《文选》为代表的六朝骈文,由是更与素来推崇唐宋散文的桐城派发生直接冲突。经过这场“骈散之争”,桐城派在北大文科的势力彻底动摇,“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说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今天看来,这在中国近代文学嬗变历程中无疑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

  在此之后,多数章门弟子仍在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基础上继续前行,进一步开辟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新局面。其中,钱玄同揭B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口号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因此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学革命口号。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通过与《新青年》的合营,充分阐明了白话文的价值,并积极探索白话文创作经验,改正了陈独秀、胡适原先的不足,同时还运用其名人效应张大了《新青年》的社会影响,使“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他们也及时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对传统文学的价值做出了重新评估,提出了“把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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