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与近代伦理思想变迁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是较早意识到思想革命重要性的一个群体，他们将奋斗目标从文学形式的变革及时转到思想内容的革命，缘是在伦理道德领域掀起了一场振聋发聩的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指明了道路。具体说来，他们继承了章太炎的批判态度，严厉抨击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俗化了孔子的“圣人”形象，并将所谓“六经”予以历史化，从而彻底打破了对孔教的迷信，冲决了封建礼教的网罗，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这一时期，章门弟子还充分发扬章太炎所提倡的“依自不依他”精神(章太炎：《答铁铮》)，在早期“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 的“立人”思想基础上(鲁迅：《文化偏至论》)，进一步倡导人格独立和个性解放。他们不仅尖锐针砭“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随感录三十八》)，而且明确指出“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周作人：《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同时率先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由是鲜明彰显了“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 ”这一奋斗宗旨，在社会上“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

　　章门弟子与近代语言文字改革

　　章门弟子运用其小学专长，在国语运动与汉字改革两方面均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语运动中，他们首先通过“读音统一会”上的联名提案，使章太炎发明的注音字母成为民国建立后颁布的第一套注音方案。此后，他们又积极编订《国音常用字汇》和国语教科书，使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这两大潮流“合而为一，于是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在汉字改革问题上，章门弟子最初曾经强烈反对以吴稚晖为代表的“新世纪”派提出的“以万国新语取代汉文”主张。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统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为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的普及。由此出发，他们开始倾向于废除汉字的激进主张，“ 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钱玄同：《致周作人》，1928年2月5日)。不过在汉字改革实践中，章门弟子也逐渐发现目前在中国全面推行世界语的时机尚不成熟，“故专心致力于‘国语罗马字’”(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并且制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由大学院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正式颁行，缘此为新中国成立后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打下了一个较为完善的基础。而随着文字改革的深入开展，他们更清醒地认识到短期内用国语罗马字取代汉字是不可能的，因此将主要精力转向提倡“简体字”，并制定了《简体字表》由教育部正式颁布，这是近代中国由政府正式颁布的第一批规范简体字，为新中国成立后制定《汉字简化方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

　　章门弟子学有本源、业有专攻，在诸多领域均取得杰出的学术成就，同时他们还往往在其主持的学术研究机构中，将源自于师而又有所发展的治学理念付诸实践，由是对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民俗学研究方面，章门弟子早在辛亥前后便已有所涉猎。鲁迅所撰《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即是近代史上第一份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有关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周作人更是在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民俗学”一词，由此正式奠定了民俗学的学科基础。时至五四，沈兼士、周作人、钱玄同等章门弟子又在北大发起了“征集歌谣运动”，并在研究机构与刊物的创办以及理论建设方面，为民俗学运动的兴起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范式。

　　其次，在史学研究方面，章门弟子深受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熏陶，奋起打破经学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垄断地位，大力倡导史学的学科独立，甚至提出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从而完全剥除了经学的神圣外衣，彻底宣告了经学的解体和史学的独立。这一时期，他们还发扬章太炎对史学科学化的有关论述，通过自身研究实践和北大史学系课程改革，使中国近代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再次，在“古史辨运动”中，钱玄同旗帜鲜明地支持“疑古”。他除了一再鼓励顾颉刚等人要勇于“疑古辨伪”之外，还启发顾氏应从“辨伪书”扩大到“辨伪事”，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至“辨伪经”，缘此极大地拓展了“古史辨运动”的范围。在此期间，他还在许多方面启发丰富了顾颉刚的 “疑古”学说，并号召顾氏打破“今古文”壁垒。这不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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