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巧合。读完《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的最后一页，正好是1月8日，这天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忌日！

　　三十四年前的往事，还清晰记得。那时候，我在小三线工地、湘北一个山沟里当宣传干事。周总理去世了，不让设灵堂、不让戴黑纱、不让放哀乐、不让开追悼会，老百姓心中藏着哀思、憋着悲愤。后来，山沟里偷偷传开了“总理遗言”。印象深刻的是“小超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一起革命五十多年”，“主席在遵义会议时和我的谈话历历在目”。之所以至今还有印象，一是觉得总理真是革命，夫妇间都称“同志”，二是周总理身患绝症，临终想的都是党和国家大事，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真是“鞠躬尽瘁，死后而已”。我和其他传阅过的人，没有一位怀疑“遗言”的真实性。正如袁鸣所写：“无论是说话的口吻，无论是对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评价的分寸把握和不偏不倚；无论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了解；无论是文字的干净简洁和节制、不张扬……一切都像极了人们心目中周恩来为人的秉性和风格”。没想到，几个月以后传达文件说“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好在山沟里，正忙着“毛主席为三线建设操心，我为三线建设拚命”，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追查“反革命谣言”。

　　及至这一次读了《重返1976》，才得知“炮制”这篇几乎蒙骗了全国人民的“总理遗言”的竟是一位二十三岁的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人李君旭，外号蛐蛐儿。李君旭是作者袁鸣及哥哥的同班同学，“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老师当范文朗读”，但是他“胆小和软弱”，“身上那种小布尔乔亚的浮华与矫情也是显而易见的”。1976年2月的一天，天下着雪，一帮同学“围着火炉烹狗肉议时政”。“大家聊到了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总理一定会说到哪些内容”。“以往很是亢奋的蛐蛐儿却显得异常沉默”。不久，春节过后的一个寒冷的晚上。蛐蛐儿在昏黄的灯光下，拿出两张薄薄的纸——“总理遗言”，蛐蛐儿说是抄来的。在场的几个年轻人谁也没有问是从哪里抄来的，在议论了一番“和我们猜测的挺像”之后，全部埋头抄写起来。之后，“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将这份抄录的‘总理遗言’拿给周围的亲人、朋友、同学看了，而每一个看的人也都无一例外地埋头抄”，“而每一个抄录的人又都以最快的速度再传给他们周围的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迅速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

　　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也没有传真机，连打长途电话都很困难！这份“总理遗言”却在短短几个月里“传遍了几乎整个中国”。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传播现象！因为人们对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因为人们对祸国殃民“四人帮”的痛恨！被压抑的情绪如同地下的烈火在滚动。正如袁鸣在书中写道：“那时候，谎言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现实中不能说真话！如果人们都觉得‘谎言’比现实生活更好的话，那么肯定是现实出了问题。”

　　虽然伪造“总理遗言”并不足称道，但我还是佩服李君旭的勇气；佩服他的智慧和文字能力，二十多岁的人伪造一位政治家的遗言，遣字造句那么老道，能骗过那么多人！

　　袁鸣没有把蛐蛐儿描写成“英雄”，她借一位当事人的话，对蛐蛐儿的行为作了概括：“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的这一举动用一种不可替代的方式说出了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但不管怎么说，‘总理遗言’毕竟是假的。是蛐蛐儿编造的谎言，不能因为编造‘总理遗言’的动机是反‘四人帮’的，编造谎言也成英雄行为了。”在袁鸣的一再追问下，蛐蛐儿承认失恋后，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女朋友和女朋友周围的人看，“证明自己并非鼠人之辈”。

　　由于“蛐蛐儿的单纯和幼稚”，让七个家庭蒙难，十二人被逮捕关押，几千人因为传抄“总理遗言”而被审查。其中蛐蛐儿和作者袁鸣的哥哥、姐姐、父亲等七人“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幸亏及时粉碎“四人帮”，他们才得以免难。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六位被蛐蛐儿“供出”来差点命丧黄泉的当事人，对蛐蛐儿的宽容态度。袁鸣的哥哥就说：“我一点也不恨他，他比我更惨。”相比之下，那位“并不如烟”女士用生花妙笔“揭密”黄苗子先生、冯亦代先生是“告密者”就显得很不厚道了。

　　五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