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放下了笔，看着摊在自己面前厚厚一沓的稿纸，有股想再写下去的冲动，实在很想继续提笔，在一旁的妻子殷履安却已然笑着说：“你这篇文字不成为序文了！一篇《古史辨》的《自序》，如何海阔天空，说得这样地远？”

　　顾颉刚想想也笑了。《古史辨》第一册早在1925年9月就已付印，“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就只差作为编者自己的一篇序言。为了让书早日出版，从1926年 1月12日起，他开始动手写这篇《自序》，前后3个月，不知增补修改了多少次，洋洋洒洒，近7万字，堪称平生所写篇幅最长的文章。

　　他站起身来，看看四周的藏书，却又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什么时候才有真正的空闲，好好研究一下这些书呢！又想到最近老是领不到薪水，想再买些书，想和去年调查妙峰山庙会一样，再到山海关探寻孟姜女的遗迹都不太可能，心里更不好受了。又想起前些时候，鲁迅他们跑到国务院索薪，还闹了个乱子，心里越发难过。

　　“北京居，大不易”

　　经济困窘如此，偏偏军阀混战，似无止时，北京竟为战场，长日处于恐怖的空气之中，上午看飞机投弹，晚上则饱听炮声。每天飞机一来的时候，大家只觉得死神就在自己头上，老是盘旋不去。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已经给飞机、炸弹骚扰得几无安宁，从天而降的炮弹，落点离自己住处最近者，竟不到百步之遥(《顾颉刚日记》，1926年4月3日)，惊恐之余，连移动水缸盖和开阖门户的声音，也变成了弹声、炮声的幻觉。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顾颉刚，基本上得仰赖薪水过日子。可是，财政困窘的北京政府，没有办法按时发薪。1925年1月的薪水，得拖到6月才领得到第一笔，要到7月才能全部领齐。幸而顾颉刚在孔德学校兼职之所得，倒还可以按时全部收到，不致完全困窘无门。1925年12月底，因为前妻之父吴寿朋去世，顾颉刚为了丧事“出款浩繁”，已经吃紧。不料到了1月初，不仅北大这个月不能发薪，连孔德学校“亦仅半薪”，让他大叹“如何得了”，妻子为此亦是“肝火甚旺”。1月6日，好不容易请“长官”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向学校借了88元，“可还许多小债”，然此终非长久之计。顾颉刚自己更是“债台高筑”，结算一下，“负债几及二千元”。“手头干涸已极 ”，甚至于房租都没法子付了，“没有法子”，只好向恩师胡适开口，“承借六十元”。本来，顾颉刚苏州老家“非无钱”，可是他“以种种牵阻，终不能向家中取钱”，反而得“有赖于师友之济助，思之悲愤。回家后哭了一场”(《顾颉刚日记》，1926年6月6日)。虽然，顾颉刚可以卖文救急，却总觉得自己不该把学问之事当成生计的奴仆，更觉得这样一来，做学问就不忠实了，不免内疚。生活窘迫既然如此，“北京居，大不易”，这样的环境，还能待下去吗？

　　成立朴社 无奈经商

　　这时候在北京大学任职的顾颉刚，同时也迈出了经营与学术文化息息相关的社会事业的脚步。

　　原先，当顾颉刚在1922年夏祖母病重时曾回原籍苏州照料，并且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员。在上海的他，同一起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的沈雁冰(茅盾)、周予同、郑振铎等人，交往密切，常常聚在一起讨论、闲谈、听留声机。1923年1月初，郑振铎在聚会的时候发言道：“我们替商务印书馆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出一本书，他们可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如自己来办一个书社的好。”众议皆诺。于是，除了郑振铎与顾颉刚之外，联络了沈雁冰、周予同等人组成书社，约定每个人每月缴10元，10个人共100元，由顾颉刚存入银行。周予同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朴社，也得到众人的同意。

　　顾颉刚十分在乎朴社的前景，与妻子谈到它，居然“太快意，精神提上，竟致失眠”(《顾颉刚日记》，1923年6月24日)。可是，1924年上海发生战事，在沪同仁急需用钱，决定解散朴社。当时人在北京的顾颉刚大怒，却已“鞭长莫及”，他找了老同学蒋仲川等人入社，仍旧约定存下钱来，决意继续维持下去。 1925年6月28日，顾颉刚更当选为朴社的总干事，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朴社总干事的身份，激起了顾颉刚的事业心。像是他注意到北京大学所在地的马神庙附近并无书店，朴社如果可以在那里开家书店，必可获利。经过他亲自视察，由同仁决议利用共同基金在彼处租房，从此创办景山书社。顾颉刚耗费了不少精神力气在景山书社的成立杂事上，并参与招考学徒与伙计，当11月15日景山书社开幕，顾颉刚更亲自照料店务。只是，那时他却还拉不下脸来，“见人颇觉不好意思，想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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