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关于“对张艺谋的骂”，作了一个总结，谓之曰“张艺谋批评史”，有一些问题着实让人引发深思，既考量张艺谋，更是在考量我们自己。

　　比如，究竟谁是“文化怪物”？

　　有人评价说，“一个问题成堆的电影体制，把好端端的张艺谋变成了一个文化怪物。这个富于才华的导演，最终辜负了我们25年前对他的热烈期待。”这是在批评张艺谋还是在批评电影体制？

　　又有人说，“当年对张艺谋的捧，是从对谢晋的贬开始的。”说什么“谢晋电影时代应该结束”，“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试问：《芙蓉镇》不好吗？《鸦片战争》不好吗？这世界有完美的导演吗？有一点不完美，就全盘否定，这是不是“一刀切”的“文革”遗风？

　　中国的批评史，似乎有一个固定模式，要树谁必先打倒谁，哪怕没有什么证据，也秦桧一般“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有人说，没想到的是，“张艺谋后来会变成谢晋第二，并且比谢晋还要谢晋。”此话怎讲?在中国的导演中，能比谢晋、张艺谋更出色的导演有几个？

　　比如，什么叫“朱元璋式的传奇”？

　　对于张艺谋当年两进两出电影学院，有人总结说“张艺谋登上电影行业的历史舞台，是一个刘邦式的故事，一个朱元璋式的传奇。”刘邦怎么了？我们不能因为司马迁对其有成见就认可了他的评判；朱元璋又怎么了，因为他删了《孟子》就一棍子打死吗？

　　1988年2月，《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有人评价说是“为国争光”，难道没获奖就没面子吗？诺贝尔奖设了多少年，有我们中国人得吗？难道我们中国人就低人一等吗？有人增兵阿富汗也能得个“和平奖”，莫非你也羡慕吗？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国争光”的评价刚刚面世三个月，以《中国电影报》为阵地，一些人露出了“大批判的嘴脸”：什么这部电影是“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干涸的心田》一文索性将批评的调子升格为“辱华”。能不能有一点理性心态？能不能对己宽容也对别人宽容？

　　再比如，张艺谋哪里“丢中国人的脸”？

　　《菊豆》是什么？有人说这部电影有“窥阴癖”。那么是电影流氓，还是评者流氓？正如到今天，仍然有人评价邓丽君的歌是“靡靡之音”一样，那么是不是评者有问题？

　　等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一出，大批张艺谋就成了一股潮流，说什么这是在“揭露中国阴暗面”。当年柏杨先生写《丑陋的中国人》可是遭了很多的热批，难道你身上有错还不许别人指出来吗？你怎么这点气量，难道你“随地吐痰”难道你“三妻四妾”还不允许别人评论吗？

　　有一位华侨评价说，“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还说，每一个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对此张艺谋的回答可谓是“字字千钧”：“我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表现高墙大瓦，一成不变、坚固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压力和桎梏。点灯、封灯、吹灯、灭灯，我们加了很多的仪式。我觉得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东西，就像仪式一样每天在重复，包括我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这些形式感构成了一种象征性。可以说，这种象征隐含了我在那个年代的一种忧患意识。当时，审查时给我的电影下了一个结论‘沉渣泛起’。”

　　《大》片当年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并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面对如此的“推崇”与“赞美”，又有人站出来评价说，“《大红灯笼高高挂》为洋人而写的意向更为明确——大红灯笼是专制和淫邪的。这种在西方观众窥视和有意制造的被看的‘东方奇观’中，张艺谋日渐明确自己的电影观众不再是中国市民，而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评委。”

　　懂得一点事实真相的人都知道，《大》片改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苏先生写这部小说是给外国人看的，怎么到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就变成了给洋人看的呢？难道我们在外国人面前亮亮我们的短处不可以吗？难道你天天讲日日讲“四大发明”就不会发生“鸦片战争”吗？

　　更有甚者，居然有人给张艺谋定性为“出卖民族、出卖中国人，以取悦外国评委及观众。”是啊，那时“文化大革命”才结束没多长时间，有些人仍然活在过去的思维之中，即便是到了今天不是居然还有人为“四人帮”鸣不平吗？“文革”呀，“文革”，看来中你的毒的人还大有人在啊！

　　很多人都说“《活着》是张艺谋最好的电影”，可惜没能在国内公映，张艺谋为此还遭到两年之内停止与境外投资方合作的处罚。有谁想过张艺谋要施展理想的难处吗？怎么到处只是“羡慕嫉妒恨”？

　　因为《一个不能少》被拒(理由是“替政府作宣传”)，张艺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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