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一个著名人物离世，正是历史留赠我们的反思契机。对于塞林格，并不是要炒文学史的冷饭，而是可以反思当下。现在一些媒体一窝蜂转向娱乐化，却淡忘了许多迫切而重要的话题。

　　另一种“谬托知己”

　　今年1月29日，美国作家塞林格去世，享年91岁。塞林格当然非同小可，他不仅是美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不仅文学史，当代思想史也绕不开他。然而看近期国内媒体的报道，我们得到了怎样的印象？如果问一个不了解他的人，也许会这样说：这是个长期不愿与外界接触的人，写过一本含有很多脏话的书，书很畅销，他有过情人，据说很好色……如此而已。这与我们报道的娱乐化倾向有关，也与报道的陈陈相因有关；对塞林格及其作品的价值作深入探讨的报道，可说很少很少。这令人悲哀。

　　这不免让我想到张中行先生。2006年2月张先生去世，享年97岁。如仔细回望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应能看出，他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中国自古就是散文大国，离开了对散文的研读，是写不出像样的文学史的，同理，如跳开了张中行，就无法全面了解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他的一本《负暄琐话》，1986年出版时仅印几千册，未作任何宣扬，却因内容扎实独特，“文格奇高”，像滚雪球一般，影响越来越大。随后的读书随笔、学者散文在全国各类报刊风行，多少都与张中行的“风起青 ”有关。他并非独创了一种文格，而是接通了当代与现代的联系，把“五四”以后的一种优美文学传统带回了文坛。可是在他逝世后，大报小报到处在说的，多是他当年与女作家杨沫同居又分手的事，也有的给他冠以一顶时髦的“国学大师”高帽然后再说琐屑的八卦，真正讨论他后期重要文学贡献的并不多。这同样是很可悲哀的。

　　鲁迅曾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我们的一些媒体虽未托言生前知交之类，但把各类逝者均视同娱乐中人，惯以自己的娱乐八卦心态发掘花边新闻，借以填充版面迎合部分读者，却不顾故去之人更“本真”的方面，这是否也属“谬托知己”？

　　坐标意义在哪里

　　塞林格作品不多，最重要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从文学史上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有三个坐标式的人物，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和塞林格。他们不走非写实的、变形的路子，写法上可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相延续，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渐渐分道扬镳，概言之，就是有一种日益浓重的“厌恶”渗透于作品。也许可以说这些作品有不同程度的“病态”，但在它们出现之后，再去看传统的文学，却的确能读出一点贵族式的虚饰和不踏实来。如借用“起承转合”来说这一流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起”，纳博科夫的早期创作(二战前)就是“承”(很可惜，他的主要贡献多为后来那本《洛丽塔》所掩)，而塞林格则是“转”。直到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反复遭禁后终于登上经典的宝座，这一派文学才真正在世界文学史上站稳脚跟。虽然19世纪的现实主义也是“批判”的，但它们对世界和人生总体上还是乐观的；现代派作家却不再具有这种乐观，他们更多的是茫然和绝望的心态，他们的否定动摇了传统价值观的根基。

　　在当代思想史上，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也是个坐标式的人物。不妨参看一本曾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美国学者L·J·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这是评述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演变的专著，由哲学界前辈洪谦先生推荐，经汪子嵩审定后，译介给中国读者的。此书的总论部分，专门有一节讲到塞林格(当时译作萨令格和《裸麦中的捕捉者》)。塞林格的小说写出了二战后的青年“不能够委身于成功和幸福等传统价值”的现实——这在当时已是无可回避的时代病，“他们识破了他们的长辈的伪善，但自己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对之委身的东西。”这部情节平淡的小说会在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小说初版半月内即再版5次，平均3天一版)，正因为它代表了一代美国青年的心声。这么多年来，它的影响始终巨大。

　　直面塞林格式的追问

　　本来，一个著名人物离世，正是历史留赠我们的反思契机。对于塞林格，并不是要炒文学史的冷饭，也不是炒30年前的《理想的冲突》的冷饭，而是可以反思当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们对传统的文学深感厌倦和不满时，便张开手臂欢迎现代主义；正如需要更换全身衣服的人，必须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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