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伦，剧作家、杂文家、骈文家。1941年生于四川内江，现居成都。1950年参加四川省自贡市川剧团，先后任演员、导演、编剧至今，被誉为“巴蜀鬼才”。

　　很多人谈国学，无非是诸子百家、《三国》、《红楼梦》，魏明伦不谈这些，他更愿意谈诗词曲赋，谈对联，谈骈体文，“以前的中国是个文言文的国家，那时候谈白话是叛逆，现在的中国是个白话的国家，这个时候提倡文言就是叛逆，按照这个逻辑，我确实是一个叛逆的人。文言历经千年，很多文体都是经过历史沉淀的精华，我们这一代再不讲，那可能就断了，我们的教育没有这些东西，甚至季羡林、任继愈这样的大师的追悼会上，一些人连挽联都写不好，我们愧对古人呐。”魏明伦如是说。

　　对联：不是口号和标语

　　晨报：前一段时间你批评任继愈和季羡林追悼会上的挽联，有媒体称你“怒了”，是否如此？

　　魏明伦：我不是怒，这个有什么可怒的，是叹息，季羡林和任继愈去世十多天才开的追悼会，这么长的时间锤炼一副对联足够了吧，可是出现在追悼会上的挽联连基本的规矩都不符合，我怎么不叹息？从我的视角看，对联是中文独有的文体，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有这么短的文体，西方的微型小说也没有这么短的，有的对联甚至两个字就能成对，比如说“色难”对“容易”，但这么几个字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学作品，往往饱含哲理，甚至是一种文明的价值观。

　　对联本身有规矩，一个是对仗，一个是声韵，这是基本的东西。古典文学里面律诗、绝句是很有规矩的，古风、歌行、乐府反倒不讲规矩，很明显，长的不讲，越短的越讲，正因为它短，所以必须讲规矩。对联更要讲了，它的名字就注定它有自己的规矩，不讲规矩，那就不是对联，是口号，是标语。

　　晨报：现在对联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魏明伦：开放以后，对联出现的是最多的，名胜古迹、景点、商店、建筑，到处都用，最大的问题是多数人都挂反了，对联是竖写的，右边才是上联，但大多数上联都挂左边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多数人都写成标语了，很多对联出自作家、学者之手，但这些人不懂对联，对仗不对、声韵也不对，写的不明白，书法家也不明白，挂的人更不明白，结果满大街都是标语和口号。对联虽然也有工对、宽对之说，但是再怎么宽，基本的规矩还是要讲的。对联不像诗词曲赋只是少数人欣赏，它太普及了，变成今天这样，我们愧对古人。

　　碑文：有时候不可取代

　　晨报：传统文体在现实中有用的除了对联，还有别的吗？

　　魏明伦：传统文化中，值得我们保留的实在很多。不说别的，就说碑文，现代已经断裂了，这是文言的断裂。在以前，重要的建筑物都有碑文，这些碑文中出了大量的佳作，佳作中又有很多杰作，《沧浪亭记》、《岳阳楼记》、《滕王阁序》，就连一间破屋子还有个《陋室铭》呢，很多成语都是出自这些碑文之中，它们已经化为汉语词汇本身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还活跃在我们的语言中。还有书法，很多也是靠碑文传递，大量拓片都是从碑文而来，比如说《兰亭序》。

　　晨报：它是如何断裂的呢？

　　魏明伦：碑文于“五四”时期开始淡化，当时废除文言文确实是功德无量，但毕竟是特殊情况之下的举措，而且那些主张废除文言文的人本身也是受过文言文教育的，他们自己也在用，并没有真正断裂。真正的断裂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据我了解，那以后的建筑就没有碑文了，都被领导题词所取代。直到现在，诗词曲赋还没有断裂，真正断裂的是碑文，我们自己把它断绝了。这是很可惜的，碑文并非一无是处，在很多特殊场合，碑文要比白话文有韵味的多。

　　骈文：已经写了十多年

　　晨报：你自己也用传统文体创作吗？

　　魏明伦：是的，我写骈体文已经十多年了，最早是1994年为韩美林的雕塑写的《盖世金牛赋》，那个时候没有人写骈体文，我是第一个，当时新华社还发了专稿。到现在也写了四五十篇了，可能今年或者明年会集结成书，出版社已经问我要了很久了，但是因为篇幅的问题，一直没交出去，另外最近我的身体也不太好，还没有整理完成，但也快了。

　　晨报：这样的文章普通读者能否看懂？

　　魏明伦：原来的骈体文，又叫四六文，句式上规定很严格，就是四个字、六个字成句，最多加一些“兮”这样的助词，传统的骈体文有古奥难懂、堆砌辞藻、爱用生僻字等问题，读起来比较费劲。我写骈体文，虽然讲究一定章法，比如对仗严格、神韵放开，但我把现代词汇甚至网络语言也吸纳了进来，比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