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位于苏联境内的领导机构，是中共在共产国际设立的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通过该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

　　这年年底，潘文郁奉命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主持中宣部日常工作，并担任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及《布尔什维克》的副主编，为刊物撰写了大量重要社论及文章。这期间，他还参与筹建左翼作家联盟的工作。

　　《红旗》自1928年11月20日创刊，到1930年8月20日停刊，共出版了126期，目前已发现潘文郁以“问友”的笔名为《红旗》撰写社论、评论、时事论文共64篇。他还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等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有些文章长达数万字，从中不难看出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和革命才华。特别是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潘文郁成为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他不但是李立三的左膀右臂，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的“文胆”，在担任向忠发的秘书阶段，他代向忠发起草了长达九千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

　　1930年7月成立的中共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上，年轻的潘文郁当选为委员，理想追求和人生价值都达到了高峰。然而，正当此时，一场党内政治斗争使潘文郁的人生从巅峰跌入低谷。

　　笃信马列，再度为党工作

　　1931年，白色恐怖持续笼罩着中国大地。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年命运多舛，内部矛盾和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纷争不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取代李立三，潘文郁被从上海调到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当宣传干事，这才有了他落难北平的遭遇。

　　这年的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写下自首书后的第三天被处死。随即，中共军委干部胡章原投敌，导致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同和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等16人被捕。罗绮同自首叛变，杨匏安被杀害。

　　紧接着，中央北方局(后改称中共顺直省委)军委书记廖化平在天津被捕，也向敌人自首，致使包括北平在内的河北省委所属的许多机关遭到破坏。此时，潘文郁在河北省委负责地下联络工作。7月21日，他奉命到北平西交民巷附近的文宣公寓秘密接头，因不知地下机构已经被廖化平出卖而落入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手上。

　　初到北平就落入敌手，已经让潘文郁感到意外。然而让他感到更加意外的是，廖化平叛变后投靠了军统，出卖了党组织，并亲自参与了对他的审讯。潘文郁来自于上海的党中央，又颇具知名度，廖化平很清楚他的根底，潘文郁想与敌人斗智斗勇，否认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不可能。于是，审讯室里，他坦然承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潘文郁的被捕，引起了黎天才的注意。黎天才原名李渤海，是前共产党人。1927年10月，他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任上被张作霖的奉系军阀逮捕，酷刑折磨加上灌粪汤，他招供了，更名改姓投靠奉系并取得张学良的信任，担任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政训部秘书和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的秘书长，惜才的张学良拜这个北京大学的文科高才生为师。

　　黎天才虽然叛变了中共，帮助敌人劝降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在张学良身边也做了不少对中共有利的事，比如他利用权力，令警察不强行干预北京民众的游行活动，变相帮助中共发动的群众运动。他久慕“大秘书”潘文郁的大名，于是利用职权保释潘文郁。在黎天才的劝说和特务的威逼下，对前途感到渺茫、又想做学问的潘文郁填写了自首书，然后登报声明脱党得以获释。8月28日，潘文郁被中共开除出党。

　　脱党后，潘文郁思想极为苦闷，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初衷不改，内心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于是他埋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在鲜明地抵制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冯庸大学任教。

　　这期间，赏识潘文郁的戴笠也曾派人邀潘文郁去南京工作，被他婉言谢绝。

　　潘文郁的进步行为引起了北京特科的注意，特科调查了潘文郁被捕后的表现，认为他虽被胁迫白首，但拒绝供出党组织，更不跟随特务去指认工作关系，并且继续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陈赓曾对北京特科创始人吴成方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特科与阴险、狡猾的敌人打交道，在不损害党的利益的原则下，什么方式都可以采取，要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人为党工作。

　　此时，新成立的北京特科急需人才，潘文郁被党开除的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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