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的一次次修订和编纂，既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索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巢峰说，1979年版《辞海》修订有件令他难忘的事。在1965年版《辞海》中，“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曾被写成一个反面人物。周恩来总理逝世前不久，告诉他的机要秘书，千万转告《辞海》编辑部，杨度晚期加入了共产党，并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因为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未能公开。周恩来嘱托，新版《辞海》上若有“杨度”这一条目，千万要把他后期这段历史写清楚。

　　《辞海》编辑部接到这一指示后，专门派人去访问杨度的两个弟弟，结果不得其详。后来夏衍为此提供了具体材料，证明杨度是中共秘密党员，并曾参与营救李大钊，晚年到上海住在杜月笙家里，继续做地下工作。“因此，1979年版的《辞海》将杨度一分为二来写，既写他拥袁称帝，也写他晚年加入共产党。”

　　“《辞海》不是天书，不可能不犯错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各版《辞海》都难免存有错误。只有通过不断修订，才能修正错误，逐步接近真理。”巢峰说。

　　《辞海》生命力在“十年一修”

　　“29年前，确定了《辞海》十年一修订的规则。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每十年，这本集单字、普通词语、百科名词术语以及地名、人名、机构名称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都要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巢峰记得很清楚，“十年一修”是在1981年1月28日的那次《辞海》主编扩大会议上定下的。会议由前任主编夏征农主持。

　　那时，1979年版的修订工作结束不久，这次会议上，这些人切身感悟着同一件事：作为大型工具书的辞书，若干年后必须要修订一次，否则会逐渐失去生命力。1936年版的《辞海》在建国后基本失去使用价值，1965年未定稿版深受“左”的影响，很多条目在1979年出版显得很不合时宜甚至错误。

　　修订的时间多长合适？巢峰印象中，十年似乎是个大家公认的合适时间间隔——“辞书修订是个累人的活，通常每次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知识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

　　巢峰颇为自豪地说，“像《辞海》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辞书，每十年修订一次，国内少有，世界上也少见。”世界最著名的百科全书《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768年诞生以来，修订了15次，平均下来每16年修订一次；美国英语词典的发轫之作《韦伯斯特国际英语词典》自1828年诞生以来，只修订了两次；《牛津英语大词典》(OED)自1928年出版发行以来只修订了一次。

　　和1999年版开机印刷都办“开机仪式”相比，2009年版的修订工作显然有些低调。虽然工作不广为人知，但《辞海》编辑委员会这样按部就班的修订已是第四次，如不是因为“超女”、“快男”这些流行词汇是否收入《辞海》的争论，《辞海》第六版的编纂很可能悄无声息。

　　巢峰说，像这样关于流行词汇收入的争论，也只可能出现在2009年推出的第六版《辞海》中。因为，这是《辞海》第一次在语词部分收入大量现代汉语。这版《辞海》还增收了过去从未收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条目。有新词收入，自然就有条目被删去，这次词条改幅超过全书内容三分之一，增加一万多条，删去七千多条。总字数比1999年第五版增加10%。

　　“这一看似惯常的做法，当年可是经历过巨大的冒险的。”巢峰告诉我，1979年版《辞海》是《辞海》诞生以来修订时间最短最仓促的——从1978年10月接到国家出版局传达的中宣部紧急指示：《辞海》必须要在1979年国庆节前出版，到最后出版成书，只用了“两个一百天”。一百天召集作者写词条，一百天编辑审核校对出书，这个速度，所有参加过当年修订出版的人事后提及，都觉得是奇迹。

　　当时，“文革”结束不久，以往参加过《辞海》编纂和修订的人要么下落不明，要么等待平反；继第一任主编舒新城1960年病逝之后，第二任主编陈望道也在1977年去世；1200万字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包括编纂队伍重新组织、作者修订、编辑加工、排、校、印、装，必须在不足9个月时间全部完成。

　　那年，在陕西南路25弄8-10号——上海市临时调拨给《辞海》编辑委员会使用的处所，巢峰自己动手绘制了一张高约2米、长约4米的“工作进度表”张贴在大食堂，各学科工作进程一一列好，完成就插一面小红旗做标记，所有一百多个学科的工作进度一目了然，以此激励大家争分夺秒、齐头并进。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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