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一个曾令人谈虎色变、有着民国中央政府“凤凰池”之称的神秘组织——侍从室，因为它的特殊的服务对象、公文事务内容及严格的规章制度，而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何时组建？为何组建？组建后又承担什么任务？这些问题，仍旧像谜一样，让人无法摸透。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后，试图对侍从室的组建发展、设置缘由及承担任务等问题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侍从室的形成，并非蒋介石突发奇想，实际上它经历了一段近8年的萌芽酝酿期，之后才盛极而衰、蜕变消亡。

　　酝酿萌芽期(1924.5-1933.2)

　　1924年，蒋介石(以下简称蒋)在任黄埔军校校长时，即在官邸内设有类似侍从室组织的办公厅，掌管起草文件、翻译电报、誊缮书信及处理机密文件，并负责官邸及蒋的人身安全，编制仅有随从秘书、侍从副官、侍卫官等寥寥数人。1926年，蒋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司令时，身边又增设了侍从参谋一职，指挥北伐战争时常让其随侍左右。

　　然而，此时的侍从组织，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侍从室”:一、它并未纳入其时的党政军正规编制，只是蒋介石个人的服务机构，充当蒋个人的幕僚及侍卫；二、此组织其时的机构设置还相当不完善，办公人员较少。

　　蒋之所以会设置此机构:一是因为他深受封建思想影响，崇尚皇权，从小就梦想当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所以蒋当权后，便仿古代帝王在身边设置随侍(“侍从”一词，古已有之，旧指随侍那些皇亲国戚或达官贵族的人)服务；二是因为他深知历史上谋士、幕僚在决策方面所起的作用，其时蒋本人也正愁于如何“得天下”，所以千方百计网罗这方面的人才，如1928年蒋介石重新上台后，当他得知杨永泰可辅佐君王成就王业时，即以“三顾茅庐”之礼收揽杨，杨感激涕零终为所用，后献“削藩”、“剿共”、“收川”等等谋划以报蒋的知遇之恩。

　　组建发展期(1933.2-1936.1)

　　侍从室的正式组建，不仅与蒋军中“卧龙”杨永泰有关，更与它组建后所承担的任务(积极策划剿共)密不可分。

　　1931年，“一·二八”战争结束后，蒋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指导下，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32年3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为军委会)恢复设置，蒋出任军委会委员长，4月，蒋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剿共”军事，并破格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剿共”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这样，杨永泰就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帐前军师。因为战事需要，蒋时常到湖北、江西等地指挥部队，当时，除了他的几个亲信侍从人员如秘书、副官外，还需要临时抽调一两个参谋人员，不断随他到各地指挥。1933年2月，蒋介石成立南昌行营，统一指挥军事，为了更好地做到“剿共”，蒋接受了谋士杨永泰的建议，把经常跟随他的参谋人员和侍从秘书、副官以及侍卫等组成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之内，而杨则升为军委会委员长属下的南昌行营秘书长。

　　其时侍从室机构仅为一个室四个组，林蔚任侍从室主任，所辖四组(第一组警卫，由军委会特务团团长王世和兼任组长，楼景樾任侍卫长，下设侍卫官与特务员；第二组秘书，毛庆祥为组长；第三组调查记录，由邓文仪出掌；第四组总务，陈希曾任组长)。此外，附设侍从参谋三人，为蒋献策。1935年1月，军委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侍从室组织改设两处五个组。蒋介石以贺国光为侍从室主任，第一、二处主任则由晏道刚、陈布雷担任。

　　侍从室的鼎盛期(1936.1-1945.11)

　　1936年1月，侍从室在南京进行改组，改组后的编制和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和周密了，它由第一、二处和侍卫长三个子系统组成，下辖六个组，职掌内容包括党务、政务、军务、外交和保卫等方面。侍卫长所掌管的警卫部门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其地位与第一、二处主任并列，直接负责对蒋氏夫妇的安全保卫工作。侍一处主任共经历了7任5位，即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商震，侍一处辖三个组，第一、第二、第三组，第一组组长先后为莫我若与陈希曾两人，第二组先后由刘祖舜、钱大钧、邵存诚、酆悌、刘进、李亮岗、邹竞、于达、聂松溪、赵桂森接任组长，它和侍二处的第四组承蒋旨意，综合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第三组主管警卫，主要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包括计划、指挥和具体行动布置等业务，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的建制，但是由侍卫长直接领导和指挥。侍二处主任一直由陈布雷担任，开始时侍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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