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应该坚强，世界上再没有比坚强这个品质更可贵的东西了！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庞德(Ezra Pound)的纪念片(电影)，他说：“我发誓，一辈子也不写一句感伤的诗！”

　　我听了热泪盈眶。

　　1984年秋，是张枣最光华夺目的时间，从《镜中》开始，他优雅轻盈的舞姿(也可说一种高贵的雌雄同体的气息)如后主(李煜)那华丽洋气的“一江春水”恣意舒卷，并一直持续到1986年初夏。而这时他又写出了多少让我们流连的诗篇，仅举一首《灯芯绒幸福的舞蹈》就足以令他的同行们羡慕。还不用说他后来所写的更为繁复典丽之诗，单从他重庆时期所写下的诗篇，敏感的诗人同行就应一眼见出他那二处与众不同的亮点：一是太善于用字，他似乎仅仅单靠字与字的配合就能写来一首鹤立鸡群的诗作，为此，我称他为炼字大师；二是他有一种独具的呼吸吐纳的法度，这法度既规矩又自由，与文字一道形成共振并催生出婉转别致的气韵，这气韵腾挪、变幻，起伏洋溢着层层流泻的音乐，这音乐高古洋气、永无雷同，我不禁要惊呼他是诗歌中的音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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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烈士墓的风尽是春风，他在这春风中成了60年代出生的人的楷模(至少在当时，在重庆)，那时，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师范大学有两个忘记了外部世界、交往十分密切的诗歌圈子，前者以张枣为首(其中包括付维、杨伟、李伟、文林、付显舟)，后者以我为首(包括郑单衣、王凡、刘大成、王洪志、陈康平)。他在这两个圈子里欢快地游弋，最富青春活力，享受着被公认的天之骄子的身份，而且南来北往的诗人也开始云集在他的周遭。在当时的四川诗歌界，尤其是在各高校的文艺青年心中，张枣有着几乎绝对明星的地位。22岁不到就写出了《镜中》、《何人斯》，而且谈吐似燕语呢喃，有一种令人啧啧称羡的吸引力，他那时不仅是众多女性的偶像，也让每一个接触了他的男生疯狂。他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耀目的三年(1983-1986)，那三年至今让我想来都心跳加快，真是色飞骨惊的岁月呀。这岁月可用王维一首《少年行》来总括：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

　　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

　　一天，张枣突然从川外来到我家，他来通知我他将与一位美丽而典雅的德国姑娘达玛结婚(达玛当时是四川外语学院德语系教师)。

　　我们也常常陶醉于彼此改诗的快乐之中，改诗也在我们当时的诗歌核心圈子形成风气。张枣争改我的诗，我也争改他的诗，既完善对方又炫耀自己，真是过眼云烟的快乐呀！而我是赞成改诗的，我也十分乐意别人改我的诗。张枣就彻底改动过我《名字》一诗的最后一节，尤其结尾二行，就直接是他的手笔。他还为我一首非常神秘的诗取了一个相当精确完美的名字《白头巾》，他一下就抓住了此诗恐怖的气氛与主旨。

　　最好的修改是在他者(即对方)的诗歌系统———这里指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声音节奏及用词习惯，而修改别人的诗首先就必须进入别人的习惯———中进行的(这是最有益的技巧锻炼，同时也学到了别人的诗艺)，而不是把自己的系统强加于别人的系统；最好的修改不是偷梁换柱的修改，是实事求是的修改，是协助对方忠实于对方，使其书写更为精确。这也是诗人间最完美的对话，关于此点，张枣在其写于1987年《虹》中的解说，尤其能体现他那种对他者的同情之理解：

　　一个表达别人

　　只为表达自己的人，是病人；

　　一个表达别人

　　就像在表达自己的人，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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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国的说法：“10岁的神童、20岁的才子、30岁的凡人、40岁的老不死。”当时的张枣只有24岁，正值才子年龄，锐气和理想都趋于巅峰，还未进入平凡、现实的30岁，潦倒暮气的40岁更是遥遥无期。但他对自己的形象却有相当提前的把握了。

　　诗歌之鸟已经出发，带着它自己的声音。张枣的声音那时已通过重庆的上空传出去了，成都是他诗歌的第二片短暂的晴空，接着这只鸟儿飞向北京、飞向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啊，一只鸟儿，孤独而温柔，拍动它彩色的翅翼投入广大的人间，那幸福是多么偶然……天空是多么偶然……

　　今天，当我们再一次面对当年这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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