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爱泼斯坦

　　又是一个深秋的季节，金黄的柿子挂满了枝头。万泉河畔一套公寓里，一把坐了30年的藤椅摆放在客厅中央，浅黄色花边坐垫铺在上边，似乎在等待着它的主人。

　　两边高大的书架像被掏空了肺腑一般，显得空荡荡的。“藏书都捐赠清华大学了，这是艾培的遗愿。”艾培老伴黄浣碧轻声说。

　　艾培，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再也不会回来了。5年前，他去世了。我坐在小木圆桌旁，抚摸着温润的桌面说，“15年前，我第一次见到艾培，那时你们住友谊宾馆，就有这张老桌子！见到这些老家什，真像见到了爷爷奶奶。”

　　黄浣碧笑了。那是1995年2月一个傍晚，《今日中国》杂志编辑老王与我一起去艾培家。进门时，艾培与老伴正在吃饭，小菜两三碟。老两口放下碗筷，起身迎接我们。

　　艾培是矮个子，体魄敦实，身穿驼色毛衣；头顶的花白头发，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再过两个月，他就八旬高龄了。老人向我伸出手来，“何雁同志，你好！”我的右手被一把“铁钳”握住了，温暖而有力，给人以坚定信心。“艾老，您好！”我羞怯地说。“你是南方人。”老人白眉毛下一双蓝眼睛，闪烁着睿智光芒，“我想，你是上海或是周边地区的人。”

　　我们在沙发落座，艾培自己坐木椅，倚靠在小木圆桌旁。客厅小巧典雅，一排中式木柜雕刻有梅花图案，陈列着中国工艺品。墙上悬挂着刘志丹在陕北的大幅木刻。门楣上，高悬着毛泽东半身石印肖像，纸张已泛黄，“毛泽东”三个遒劲大字清晰可见。那是1944年艾培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亲笔签名赠送给他的。

　　“那时候还没有何雁同志呢。”老人笑了，我也笑了。艾培1915年出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犹太人家庭，两岁随父母来到中国。他15岁开始记者生涯，受美国记者斯诺影响，走上支持中国革命的道路。之后数十年，中国实际上成为他写作的惟一主题。从思想感情上讲，他是一个淳朴的中国人。

　　艾培说中国话不怎么流畅。听说我学过英文，便鼓励我说英文。望着老人慈祥的面容，我最初的羞怯感竟一扫而空，大胆用英语做了回答。

　　“老太太，”艾培招呼着老伴。黄浣碧端来茶水，在小木圆桌旁的空椅子上坐下了。“艾培，你写《宋庆龄传》，可是完成了一项大工程啊。”编辑老王说。“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到宋庆龄故居写作。”黄浣碧插话道。

　　艾培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在1938年“九·一八”国耻日。那一天夜晚，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冒着被日机袭击的危险，打着火把在街上游行示威。宋庆龄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她又勇敢、又漂亮。”2004年11月19日，我最后一次见到艾培，老人深情回忆道，“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她一是原则性很强，二是非常谦逊，即使是年轻人和地位不高的人，同她在一起也不感到拘束。有的人第一次见她有一点不自然，什么话都不敢讲，但是5分钟过后，就放松了。”

　　在香港，宋庆龄邀请艾培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编辑英文出版物，帮助她争取全世界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保盟人数不多，却充满朝气。艾培年龄最小，刚过23岁。宋庆龄那时只有45岁，大家把她当作慈母一般看待。

　　“新中国成立后，您与妻子邱茉莉应宋庆龄邀请，从纽约回到中国，参加《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的创办。最初编辑部在北京连办公室都没有，创刊号设计工作是在中山公园一条长凳上进行的。”我说。

　　“那时候我还没有来，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我是1951年夏天来的，1952年底出杂志，当时只有英文版双月刊，北京还没有外文印刷厂，是在上海印刷发行。”艾培回忆说，他与邱茉莉每隔一个月就要到上海看清样，坐火车往返颠簸就是4天4夜。

　　艾培写作或改稿，十分专注，坐在他不远处，连呼吸声都能听到，空气似乎凝固了。手头工作告一段落，他从口袋里摸出烟斗，讲上几个笑话，爽朗笑声经常从他的办公室里“爆发”出来。

　　“小鸭子赶下水，自己就会游泳。”艾培主张年轻记者在新闻实践中锻炼。“您讲过，对外报道要从生活入手，用事实说话。这对我以后的写作有很深影响，谢谢您。”我说，“您还讲过，中国开拓新的道路没有经验，难免要犯错误。我们应该既报喜也报忧，这样才令人信服。”

　　“对。”艾培答道。怎样才能把对外新闻写“活”？首先是稿件中“见人”，要从人的角度、生活的角度处理题材，使新闻现场活动着的人“站”出来。“见人”的另一方面，就是“见人情”，以人情叩击读者心弦，才能引起共鸣，从而有利于增进了解与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