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回答每一条谏言，要在根本问题上下工夫。我们必须突出长处，学会用新颖活泼的手法去做，而不是‘开中药铺’，或翻来覆去老一套。”上世纪80年代，艾培策划了“中国人的一天”、“从孩子到老人”等系列报道，反映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许多国家的读者纷纷来信称赞。

　　时光回转到1995年那个冬天。“艾培，我最近去西藏采访收获很大。回来后，都说我一下子老了5岁！”老王呵呵笑着。“那么我老20岁！因为我去了4次！”老人兴奋得要从椅子上蹦起来了。艾培第4次进藏年已七旬，前后历时30年，采访笔记逾百万字，最终写成《西藏的转变》一书。

　　70多年来，艾培的采访笔记装了好几大木箱。书房里，老式打字机退休了，让位给了现代化电脑。他自嘲，我一坐到电脑前，就有一种感觉：嗨，史前“恐龙”又来追赶现代化了！也许人老了，学新东西速度慢了，电脑也跟我“捣乱”，它替我省时间的同时，也从我这里偷走了时间。

　　写《宋庆龄传》时，曾有3次写好的材料在修电脑时丢失，艾培长叹一口气：“我要上吊了！”每次，他又打起精神，重新写作。“我70岁第一次尝试写人物传记。”他花费10年心血，才完成了宋庆龄的嘱托。

　　艾培与宋庆龄的友谊长达近半个世纪。“文革”动乱曾使他们失去联系，宋庆龄1967年寄出贺年片后，就不知艾培夫妇的下落。实际上，他们受到迫害，无辜被关押5年，直到1973年才得以平反，周恩来代表中央向他们道歉，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当初听说他们‘背叛’了我们，我就不相信……”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1973年6月和9月，宋庆龄写信给艾培夫妇，流露出深厚友情：“在前几年里，我几乎时时在想念你们。”以后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过。两年后，宋庆龄在1975年5月给艾培的一封信中，嘱托在她身后为她作传。“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

　　人民外交是宋庆龄的主要工作之一，她与许多外国友人的联系长达数十年之久。艾培说：“人民友谊有它的今天，各国人民间的接触正在增长，了解人民友谊的历史与根源有助于建立今天的人民友谊。人民友谊有它的未来，它将由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子孙后代去加以发展。”

　　我从事新闻工作前3年，着重国际友人的采写。艾培提到，当前改革开放，要注意到经济战线方面，有的国际友人帮助中国人民的经济建设与独立。他把这些国际友人的事迹比作新中国扩大国际交往的种子，我们要注意培养这些种子，使之发芽、成长、壮大。

　　“现在每天怎样安排生活？”“我不安排生活，我安排工作。生活我没有什么大问题。”“身体还行？”“反正不如以前了，”老人紧握我的手做了一个掰腕子的动作，“你看还有劲吧？”“艾培，你能活100多岁！”“那不一定。”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人。

　　2002年艾培因结肠癌住院手术，出院后，身体虚弱，勉强支撑着写回忆录，进度很慢，他以惊人毅力，总算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本著作。《见证中国》2004年出版后，一年之内再版3次，年轻读者占了很大比例。

　　艾培看问题从来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来加以考察。最后一次谈话中，他说，“你看我们杂志最近一期，介绍中国百万富翁有多少，好像这是社会一大进步，我看，百万富翁多不多，不是衡量进步的标准，改善多数人民的生活才是一个真正的事情。”他语气加重了，“百万富翁是一个事实，但不是衡量进步的一个事实。”

　　艾培说，如果宋庆龄还活着，看到中国建设得那么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她一定会特别高兴。“但我想，有一件事她一定不高兴，那就是两极分化。”要注重对青年人进行正确世界观与生活方式的引导，这也是宋庆龄一贯倡导和重视的。“面对问题要看，不要不看。”艾培对我说。

　　邱茉莉去世后，艾培与黄浣碧结为夫妻。遗憾的是，艾培90岁生日庆典，我没能参加。父亲病重住院手术，命在旦夕，我赶回老家杭州，陪伴在他的身边。一个月后，艾培去世消息传来时，我在医院往艾培家打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黄浣碧的哭声。失掉相濡以沫20载的老伴，怎么不悲伤！

　　临走时，黄浣碧往我口袋里装了两个金黄的大柿子，加一瓶自制山楂酱，甜甜嘴、暖暖心。“艾培最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了！”她拥抱了我，“你想吃包子，就过来吧。”柿子树的枝头挂满了果实，在夕阳下，闪烁着迷人的金黄色。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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