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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银幕有点怀旧
香港电影《岁月神偷》和内地电影《我们天上见》两部文艺“小片”,都是以儿童视角共同纪念一个逝去的时代。这两部作品在影坛一片山寨、恶搞与3D迷狂里,一份发自内心的创作诚意竟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文/朱靖江
在电影档期的安排上,四月似乎不太受大片商们的青睐,喧哗的贺岁档与火热的暑期档之间,开春的银幕上少了大红大紫的明星与排山倒海的特效,影院里也显得素净几分,不咸不淡地上映着几部不温不火的电影,平日里被窒息在大片风潮中的文艺气息,也如丝缕的阳光一般,在尚还料峭的春天里平慰那些寻找电影理想的心灵。
香港电影《岁月神偷》和内地电影《我们天上见》就是于4月在国内公映的两部文艺“小片”,同样是以儿童视角回望个人成长历史的电影,彼此情怀虽各不同,却共同纪念着一个逝去的时代。这两部作品于银幕上的不期而遇令人耳目一新,在影坛一片山寨、恶搞与3D迷狂的滚滚红尘里,一份发自内心的创作诚意竟显得如此弥足珍贵。
一种怀旧 两类讲述
《岁月神偷》是香港电影人罗启锐和张婉婷夫妇联袂创作的电影,以老罗在香港深水的童年往事为蓝本,讲述一个制鞋谋生的香港草根家庭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的悲欢故事。全片以小儿子“进二”的视角叙事,少时的懵懂顽皮反衬出父亲的忠厚操劳、母亲的乐观坚强以及大哥“进一”英才陨落的悲剧。朴素坚实的故事与笑泪交织的情感令人感慨,影片所蕴藉的人文气质和怀旧滋味也足以牵动观众的情思。
罗启锐与张婉婷是在香港电影新浪潮后期进入影坛的电影作者,都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颇具港人罕见的书卷气息。他们从影以来的作品,无论是早期代表作《秋天的童话》,还是拿过七项金马奖的《七小福》,或是涉及中国现代史的《宋家王朝》、观察北京地下摇滚团体的《北京乐与路》,眼界与观念都在香港电影的价值取向之上,因此算不上港片主流角色,甚至有些被边缘化。
当香港电影人一窝蜂地北上掘金,竞相摄制迎合内地官民口味的合拍片时,罗启锐和张婉婷却转回身形,完成了《岁月神偷》这部讲述香港人自己的电影,在一条行将拆毁的老街上,重新演绎一段深情感人的童年记忆。虽然在筹资和摄制的阶段,罗、张不得不依仗菲薄的政府资助,但影片上映之后,素来被视为商业电影拥趸的香港观众,以相当高涨的热情追捧这部非主流的文艺电影。连续三周居票房排行的首位,甚至令好莱坞3D大片《爱丽丝梦游仙境》相形见绌。
与港片《岁月神偷》题材近似的内地电影,是由女演员蒋雯丽首执导筒拍摄的处女作《我们天上见》。这部影片讲述文革时期,一个父母被发配边疆的女童和她的姥爷相依为命的故事。这个名叫“小兰”的女孩因为不幸与台湾岛上“蒋匪帮”的首领同姓,加之父母都是有政治问题的“坏分子”,在那个“抓纲治国”的非常时代自然悲苦抑郁,难以在同龄人中寻得认同与友情。唯一能让她有所依靠的,只有年过八旬的姥爷,勉为其难地充当她童年时代的守护神。蒋雯丽创作本片同样是出于对人生的感怀,主体剧情与大量细节均来自她本人的童年记忆,这使得《我们天上见》流淌着一种清新、真挚的情感,以及女性作者细腻、丰沛的直觉表达。
一个结局 两种情怀
如果将《岁月神偷》与《我们天上见》作为彼此参照,其实更可透视这两部电影所传递的沧桑之感和文化差异。罗启锐和张婉婷所追忆的时代,是香港人胼手胝足成就经济奇迹的一段流金岁月,港人引以为傲的打拼精神正是勃发于此,凭个人奋斗而改变自身命运,成为时代的骄子,也正是那一时期众多草根子弟的梦想(片中的“进二”,就是罗启锐本人即是从鞋匠的儿子脱颖而出为留洋归来的电影导演)。以这一乐观向上的情绪为底色,《岁月神偷》的基调大体上积极而温暖。一家人相亲相爱、彼此扶持不说,邻里、学校亦人情煦暖,守望相助。罗氏一家虽然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却融融不改其乐。
《我们天上见》所指向的同一时代,则是中国内地不可轻易触痛的“十年浩劫”,直到今天,以电影的形式表现“文革”岁月,依然是一个“电压不稳”的创作雷区。蒋雯丽虽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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