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交响乐舞台上不乏头发灰白的高龄指挥家的身影，70岁的陈燮阳就是其中之一。前不久，这位执掌上海交响乐团长达21年的老人来到了北京，成为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总监和首席指挥，并在上任一个月内带领乐团在欧洲多国巡演，在虎年春节之际向世界发出中国民乐的声音。

　　陈燮阳的一系列动作激活了人们蛰伏了12年之久的记忆：1998年的春节，正是他指挥下的中央民族乐团在奥地利“破冰”，将二胡、琵琶、唢呐、古筝、笛子等乐器介绍给欧洲观众，拉开了维也纳金色大厅“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的序幕。对他来说，此番来到中央民族乐团，甚至可以说是音乐人生的回归之旅，这一路走来，半个世纪已经过去。

　　见过陈燮阳的人大概都忘不了他那颇有艺术感的“地中海”式怪发，其实这并不是他刻意为之。因为遗传，他从24岁就开始掉头发。当然，从家庭获得的遗传基因不光是这引人注目的发型，还有他那异于常人的音乐禀赋。

　　陈燮阳的父亲陈蝶衣是一代词作家，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娱乐圈响当当的人物，《凤凰于飞》、《南屏晚钟》、《情人的眼泪》等许多红极一时的流行歌曲均出自他手。母亲朱铭庆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戏曲爱好者，尤喜昆曲、京剧。陈燮阳13岁那年，父亲抛下家庭去香港定居。他和姐姐陈力行随母亲生活，“童年最大的快乐就是听母亲哼唱《梅龙镇》、《甘露寺》等段子”。一个特别的故事或许能够说明家庭熏陶给幼年陈燮阳带来的影响：他曾无师自通地修好一把京胡，调好音色，摸拉出所有音位。后来，他用二胡演奏的《歌唱二郎山》打动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考官。

　　由于记恨父亲的无情和伤感母亲的早亡，陈燮阳的童年并不十分快乐，但在姐姐的帮助下，他的音乐之路走得格外顺利。1960年，陈燮阳升入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指挥系，师从俄罗斯学派的黄晓同教授。1965年一出校门即担任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常任指挥，拿起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指挥棒。

　　《白毛女》让陈燮阳有了用武之地，也为年轻的他带来了公众知名度。由于“一挥就是16年”，《白毛女》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得以继续从事艺术工作而不至于荒疏，并结识了身为京剧演员的妻子王健英。而且，“没有这段经历，不可能练就对舞蹈音乐的节奏感的把握，也不可能体会到那种奔放的激情。”在日后的指挥台上，观众们都能从他的指挥动作中看到这种“节奏感”和“激情”的释放。

　　1981年9月，41岁的陈燮阳奔赴美国进修。次年，他指挥纽约现代管弦乐团演出，中国芭蕾组曲《魂》获得了异国人民的惊赞，反而让他强烈地感受到故土的召唤。回国后，年富力强的陈燮阳开始担任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交响乐指挥上，同时并未断开与民族音乐的联系。与大多数中国指挥家一样，他也有一个“让中国的音乐传遍世界各地”的梦，这梦里有两个音符，一个是中国交响乐，一个是中国民乐。

　　大概没有人能像陈燮阳这样“中西兼顾”了。在他的眼里，中国民乐与外国音乐的“味道”差别很大，轻、响、快、慢的节奏不同，而传统民乐的独特韵味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他从小接触戏曲，拉二胡。早在美留学期间，陈燮阳就指挥过谭盾等作曲家的作品。1989年年底，他离开上海交响乐团后，曾在香港中乐团担任客席指挥，一直 到1991年才重回上海交响乐团。

　　民乐的现代化对中国音乐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涉及作曲、演奏、乐器和乐队编制等多方面因素。对陈燮阳来说，在表面上套用西方现代作曲技巧、西方交响乐模式还远远不够。“传统民乐要为现代人接受，就要适应人们变化了的审美观，其关键是要能与现代中国人的情感、情怀产生共鸣。”为了做到这一点，陈燮阳除了尝试对经典的传统民乐作品进行新一轮阐释，还十分注意排演一些优秀的当代民乐作品。

　　这两年，他的思路与视野愈加开阔起来，甚至将港台流行歌曲收入眼底，比如将台湾艺人周杰伦的作品《菊花台》改编成民乐作品，由民族管弦乐队演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西乐中奏”也是陈燮阳擅长的一种创新方式。维也纳金色大厅里返场的必演曲目《拉德斯基进行曲》经过他的改编有了京剧味儿。同时，他还尤其喜欢指挥一些根据京剧改编的作品，或是具有京剧韵味的作品。要说其中原因，还得回到半个世纪以前。陈燮阳在填写履历表“爱好”一栏时，总会写上“京剧”二字。这项爱好流露出了他对母亲的缅怀、对妻子的深情，同时也为他的音乐艺术拓展了一个别样的空间。

　　叶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