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环：让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李瑞环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活跃有序。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中共十六大文件精神，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叶选平副主席就九届政协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报告。会议期间，一些同志不时地通过各种形式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不少同志希望见个面、谈一谈。因为约的人多，时间有限，见谁不见谁也不好定，所以一律没见。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利用这点时间，集中谈一谈我的事，我不知道我所谈的到底是不是你们想知道的。

　　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政协主席。政协主席，我算第六任。大家知道，第一任是毛主席，第二任是周总理，第三任是小平同志，第四任是邓大姐，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①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