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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循环：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种文化类型的互动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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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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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三个文化类型，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超越的循环，即：前现代性的基督教被现代性所超越，现代性被后现代性所超越，最后，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核心具有一种超越后现代性的能力。本文分别考察了这三种超越性。第一部分“超越前现代性基督教的现代世俗理性文化”指出，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纲领的根本特征，是反对基督教神圣文化的世俗化。现代性的世俗化进程表现为：（1）自我意识代替神圣主体；（2）工具理性排斥思辨理性；（3）科学经验判断感情体验。世俗的现代理性文化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裕，但也造成精神空虚、道德低落和一系列社会弊端。第二部分“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游戏精神”说明：以超越现代性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批评了现代文化的主体性哲学和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但却进一步推动着世俗化进程，摒弃一切宗教的终极性关怀。后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游戏精神，是一种非稳态的文化型态，终将被新的文化类型所超越。第三部分“超越后现代性的基督教价值体系”，探讨了基督教超越后现代性的可能性，指出基督教的未来发展不能依赖于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附合与适应，在恢复和重建西方价值体系的努力时，不但能超越世俗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为价值规范提供神圣保障，而且也能超越前现代性的神圣文化，吸收世俗文化丰富的文明成果，融汇新的文化类型。
一、题解：文化类型、互动和超越的循环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西方文化或文明是一个统一的历史传统和进程，但实际上，“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这样的概念所概括的是不同的民族（如希腊、拉丁、北欧日耳曼、英格鲁—萨克逊）的传统、形形色色的文化形态和思潮（如希腊化、经院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我们需要建立一些“子”概念来概括像“文化”、“文明”这样的大系统在民族、历史和逻辑诸方面的特征。当代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使用“文明类型”这一概念区分出六千年来世界历史的二十六个文明社会。每一个文明社会的结构主要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剖面构成，其中文化是这一结构的核心与精髓所在。汤因比在谈及“文化”涵义时强调，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价值体系，是文化的精神创造活动的标志，故得出“文明类型就是其宗教的表达方式” 这样的结论。
然而，汤因比并未对文化的类型作出进一步的区分。我们认为，即使把文化视作文明的一个构成方面，也不能用“文明类型”的分析取代“文化类型”的分析，因为每一个文明社会的文化表现代表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可以进一步被分析为不同的类型：因而“文明——文明类型——文化”三级概念是不够的。需要“文明——文明类型——文化——文化类型”四级概念网络才能对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和现状作出比较全面、具体的描述。
本文无意对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作出补充，只是借用他的“文明类型”理论，引伸出“文化类型”这一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于他所列举的二十六个文明社会的第一个——西方社会，分析西方文化传统和现状。我们的分析与汤因比思想还有一个相关点，即：宗教信仰是价值体系的根基、精神活动的标志。我们认为，近代和现代西方文化的类型虽然不能被归结为基督教，但却是以基督教文化为参照的；与此同时，基督教也对近、现代流行的世俗文化作出反应，为西方文明精神建构新的价值体系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借用社会学一个流行术语，我们把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其它类型的相互作用称之为“互动”（interaction）.
在一些人看来，基督教代表着“前现代”（pre-modern）文化，早在18至19世纪的世俗化运动中被现代文化所超越。当前后代主义兴起，代表现代文化特征的现代性（modernity）又被后现代性所超越，基督教的社会文化功能进一步下降。当然，他们并不否认基督教存在事实和权利，但却认为，基督教必须适应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只能作为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类型的一部分，才可能生存和发展。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内部出现的现代主义思潮和现代化运动，以及当前出现的号称“后现代神学”的各种流派观点，似乎证明了上述观点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本文将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不同的观点：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西方文化的三个主要类型，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一个超越的循环，即：前现代性的基督教被现代性所超越，现代性被后现代性所超越，但是，后现代性的非稳定性注定要被一种相对固定的价值体系所超越，并且，这种能够超越后现代性的文化类型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被凭空创造出来；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经过数百年的改良和完善、现在西方社会仍有深远广泛影响的基督教，将为这种新的文化类型提供价值体系的核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返回前现代的文化类型，基督教对未来新的文化类型所起的作用不是唯一的、独尊的意识形态的统治，而是在多元的、合作的、交往的文化活动之间，发挥其所特有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下面围绕这些论题展开一些必要的说明。 二、超越前现代基督教的现代世俗理性文化
“现代”这一概念来自拉丁文modernus，出现于公元5世纪末基督教取得支配地位之时，当时的基督徒使用这一术语宣告基督教时代的新纪元。不料，在经历了“千年王国”之后，当人们重新使用“现代”这一概念时，却赋予它批判、甚至摒弃基督教的含意。
按世界史通行说法，“现代”开始于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然而，现在的思想史研究者却倾向于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文化的真正开端和确定标志。这是因为启蒙学者公开地、全面地展开了对基督教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批判，把15、16世纪的人文主义和17世纪的理性主义彻底、全面地世俗化，从而突现出与中世纪（或前现代）神圣文化完全不同的特征，宣告了一个文化新纪元——现代文化的开始。我们认为，世俗文化和神圣文化的对立，是区别现代性和前现代基督教的基本标准。令人在研究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纲领时，常以主体性、理性和实证性为其根本特征，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又是不充分的，因为若不把主体性、理性和实证性世俗化，则必不能辨别出现代性的独特之处。现代性的世俗化的进程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二、（一）自我意识代替神圣主体
有一种普遍看法，认为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性的根本特性，比如，布鲁门伯（H. Blumenberg）认为，现代性的合法性是“自我认证” ，哈贝马斯（J. Habermas）把“主体性哲学”置于现代理性主义的核心 。实际上，“主体”的概念并非现代所独有，毋宁说，现代主体是对基督教主体的一种变革性的转换。被誉为近代（即英文的modern）哲学之父的笛卡儿（Descartes）以“我思故我在”（Cogitio, ergo sum）为哲学第一原则，奠定了主体性哲学的基础。但我们应该知道，《圣经》里有一句与之相对应的话，即，耶和华的宣称：“我是我所是”（Ego sum qui sum）（出埃及记3章14节）。现在的《圣经》中译本将这句话译作“我是自有永有”，或“我是自有者”，这里被译作“有”的Sum是拉丁文“是”动词esse的第一人称形式，而esse又来自希腊哲学的一个最重要概念toov。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就是以此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希腊哲学又是基督教神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从早期教父开始的神学家都以“我是我所是”为最高原则，把万物的存在（ens）和本质(essentia)都归诸上帝的“我是”。基督教神学阐明的上帝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神圣主体形象，而个人主体的存在、本质和价值，只是神圣主体的馀晖在人的肉身上的折射，这也是基督教“光照”（illumination）之说的意义所在。
笛卡儿却把神圣主体和个人主体的关系颠倒过来，“我思故我在”不是上帝的宣言，而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个人无可置疑的“阿基米德点”；再者“我在”或“我是”的本质在于“我思”（Cogitio）或“自我意识”。认识论的个人主体，取代上帝的神圣主体，成了哲学的第一原则，上帝主体的存在需要依靠“我思”的明晰性来证明，笛卡儿据此修正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证明”。
毋庸赘言，哲学主体观的转变蕴含着一系列深刻的思想变革。首先，引起本体论和世界观的转变，对“存在”（即sum所指示的esse）意义的不同理解，导致物质和精神二元论实体观的建立，研究物质实体的自然科学与神学相分离。最后，研究精神的心理科学也获得独立地位。其次，引起了价值体系的转变，个人的自我意识成为评判和建构万物的标准与基石，个人的、理性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弘扬，人道主义成为经久不衰的时代精神。“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古老格言在现代哲学家那里转化为“自我是万物尺度”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与本体论。
二、（二）工具理性排斥思辨理性
启蒙学者把基督教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斥之为无理性、反理性的蒙昧时代。他们乐观地预言，经过用理性之光，驱散信仰的阴霾，人类历史就进入不断进步的合理轨道。现在很多人也认为，启蒙运动的功绩是建立了理性法庭，用以代替宗教法庭。这些理解有着双重误解：一方面贬低了理性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作用，另一方面忽视了启蒙理性自身包含的信仰因素。
基督教从希腊哲学和文化里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传统，特别是，自12世纪起，安瑟尔姆（St. Anselm）提出“理性寻求信仰”的口号，成为大多数经院学者的共识。13世纪经院学术的繁荣并不亚于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恢宏气象。关于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拙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已作较为详细介绍，兹不赘述。
依我之见，基督教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并非无理性的信仰与无信仰的理性之间的对立，而是以信仰为公开目标的理性与以信仰为暗含前提的理性之间的分歧，用哲学术语来说，是思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歧。
思辨理性被希腊人视为人所分享的神圣智能，通过内在静观与沉思（Contemplation）可以摆脱肉体欲念和世俗烦恼，与神相通，直至达到新柏拉图主义视为最高的狂迷境界。早期基督教神学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很多神学家，包括一些神秘主义者，都提倡思辨的隐修方式。后来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其深邃的理智主义影响着经院哲学，后期经院哲学被一种极度的思辨气氛所笼罩。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反对通过思辨理性而获救的经院观念，但他提倡的“因信称义”学说却强化与深化了内在追求和内心确定的价值。
现代理性不是内在追求的途径。韦伯（M. Weber）把这种理性称作“合理性”（Rationality），现代化就是合理化，合理化是成功行动的依据和保证，因此，作为合理性的理性是外在工具，[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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