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起，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面旗帜下，文艺学界与别的学术界一样，开始反思过去，拨乱反正，接续“五四”的传统，立意建设文学理论与批评现代形态，至今已经走过三十年。这三十年文艺学界发生的事情，发表的文章和著作，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掀起的波浪，可谓纷繁复杂、百态纷呈，不是几千字可以说得清楚的。我这里想用删繁就简的方法，不论其间发生的各种枝节，仅就其大的脉络作一次梳理，最后看看我们现在走到哪里了，该如何迈出新的步伐，谈一点看法。

我认为，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走过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两个阶段之后，正在实现某种延伸与超越。

“由外而内”。当新时期开始之际，我们遭遇到的是“文革”时期留下的“极左”的僵硬泛文学理论。这里理论可以用“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句话来概括。虽然那时候还有“反映”、“典型化”、“现实主义”等几个词，但“反映”也好，“典型化”也好，“现实主义”也好，都是必须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所以说到底文艺是政治的工具、附庸和婢女。文学艺术是要继续做工具、附庸和婢女，还是要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爆发了一场论争。

随着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进行，反思的深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上海文学》编辑部于1979年第4期以评论员的署名，发表了《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一文，文章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是造成文艺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是“四人帮”提出的“三突出”“、从路线出发”和“主题先行”等一整套唯心主义创作原则的“理论基础”。“如果我们把‘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作为文艺的基本定义，那就会抹煞生活是文艺的源泉，就会忽视文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会仅仅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创作的题材与文艺的样式作出不适当的限制与规定，就会不利于题材、体裁的多样化和百花齐放。”文章的作者意识到，“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有关，因此提出，“工具”说离开了文艺的特点，离开了真善美的统一，从而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传声筒。虽然还不敢说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不科学，但强调毛泽东的“政治不等于艺术”。应该说《上海文学》这篇文章触及了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问题，引起了一场大讨论。从《上海文学》的文章开始，从1979年到1980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维护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学者和认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的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辩。双方都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面找根据，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找根据，但由于大家都只找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方面，所以当时的讨论真如“盲人摸象”，交集点很少，当然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从1979年召开的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代会）为转机的。邓小平在这个大会的《祝词》（1979年10月30日）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随后不久，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980年1月16日）中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胡乔木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1981年8月8日）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我们的一切政治归根结底都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手段，政治本身并不是目的”，“我们不能为政治而政治，所以也不能为政治而文艺等等”。文学和文学理论终于摆脱了禁锢的枷锁，由政治转向学术，由单一的外在的政治干预转向文艺内部自身问题的研讨。

应该说明的是，中国文艺学界所理解的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与“新批评”派的韦勒克、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所说的同样命题的意涵是不同的。中国当时文艺学界只把“政治”和“泛政治”化的那些“工具”论“、从属”论当“外”，而把文学艺术自身问题的研究都当成是“内”。80年代初起，我们讨论了形象思维问题，“共同美”问题，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问题，最重要的是再次讨论了文学的“人性”基础问题，80年代中期讨论的文学的“审美反映”问题“、性格多重组合”问题、文学“主体性”问题“，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研究，“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直到80年代末提出的文学文体问题，人们似乎把这些一古脑都当成文学的“内部研究”。尽管争论始终不断，不同意见的对峙经常发生，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所谓的“内部研究”已经成为学术“气候”。我还记得1987年《文艺报》展开关于文学“向内转”的讨论，有人激烈反对这种“向内转”的看法，但中国式的内部研究“向内转”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逐渐形成共识。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归于沉寂。这一事件可能是中国文艺学在80年代末中国式的“内部研究”趋于成熟的标志。告别“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尽管此时西方文论的“内部研究”式微，新一轮的“外部研究”，即文化研究勃兴)，中国的文论家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明智的选择，推动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的转型。90年代的“语言论转向”，叙事理论的研究，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不过是更标准的、更严格的“内部研究”而已。所不同的是，80年代的“向内转”明显带有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转型的热情参与，90年代后的“语言论转向”则失去了这种参与的热情。如果我的感觉没有错的话，在中国式的“内部研究”中，“审美”、“主体性”、“语言”这三个词被特别的“放大”，所以有所谓的“审美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转向”的说法，文学自律的趋势，成为一种研究潮流，从这潮流中涌现的成果，虽然参差不齐，但不能不说它已经成为自“五四”以来文艺学研究的独特景观。

我想说的是，不论新时期的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式的“内部研究”涉及对文学艺术自身规律的研究，是文艺学的一次转型。这“转型”可以概括为三个“转变”：从一家“专政”式的独语，转变为“百家争鸣”式的对话；从政治话语转变为学科的学术话语；从非常态的中心话语转变为自主发展的常态话语。这三种变化也可称为对话化、学术化和常态化。其所获得的成果虽然不能说“辉煌”，但可以说是“耀眼”的。

“由内而外”。与90年代“语言论转向”差不多同时，一种新的“外部研究”在中国文艺学界悄然而兴。这就是“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出现。

其实“，文化研究”是兴起于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的思潮。它本身虽然与文学研究有关，但英国文化研究把文化看成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种特殊文化隐含或外显的意义和价值”（《文化研究读本》，中译本，第125~126页）。而文学只是生活方式的一种而已。英国文化研究的关键词是“：阶级”“、性别”“、种族”。批判精神是其灵魂。这与英国社会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密切相关。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大众文化”问题也进入到他们的研究视野。文化研究后来在美国有很大的发展，增加了诸如东方学、后殖民主义学等方面的分析与研究。他们也谈到文学作品，但仅作为一种例证，并不是什么“诗学”。但到了90年代，英、美的文化研究已逐渐沉寂。而中国的学者则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西方的“文化研究”，很快地加以引进。

中国在90年代后，经济迅速发展，商业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涌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改革取得的成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但社会问题不断涌现。贪污腐败、环境污染、城乡差别巨大、贫富差距悬殊、矿难事故不断则是其中几个最为严重的问题。从精神上说，就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的流行。这种负面的情况也超出人们的预料。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化研究、文化批评被引进中国，而且恰好是被一些文艺学的学者引进中国。应该说，他们的工作不是无的放矢的，是有针对性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对于中国文艺学研究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这主要是它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若是能从文化视角去解读，可能会读出新鲜的文化意义来，这对于充满中国的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正在漫延的现实，也可以起到针砭的批判的作用，这无疑是有益的。中国的文化研究的确在关注和分析新兴起的大众文化，对广告文化、网络文化“、超女”文化和“80年后”文化等，有不少新鲜的分析和见解。但是，随着7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到世纪末和新世纪初的逐渐消退，它对于文学研究的负面作用也慢慢显示出来。而中国学者的文化研究则引进的痕迹太重，而自己的问题意识并不十分清楚。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肯定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确把研究对象从“内”位移到“外”，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引导一些学者去研究文学与社会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似乎把这一回的“由内而外”的研究看成是新的文艺社会学的复兴，这种看法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后，人们从文化研究角度，开始关注日常消费文化的艺术现象，电子媒介所产生的图像现象等。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出和观点引起争论；文艺学的边界“扩容”引起争论；强调“眼睛美学”和“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引起争论；“文学终结论”引起争论；等等。我感到，这次“由内而外”所提出的诸种问题并没有解决，各说各话的情况比较严重，对于文艺学来说，所取得成果还有待评估。在这新世纪开始之际，我们仍然面临的问题是：文学理论为何？文学理论向何处去？

延伸与超越。三十年时间，从大体脉络上说，文学理论先是“由外而内”，接着是“由内而外”。现在我们应该思考我们面临新的问题了：文学是不是会走向消亡？如果文学走向消亡的话，那么文艺学就失去了对象，文艺学还能存在下去吗？假如文学和文学批评能够生存下去，那么文艺学是否应该将八九十年代的“内部研究”延续下去？把90年代和新世纪初的“外部研究”延续下去？如果认为这样的延续会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隔离，并不利于文艺学的整体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超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人为划分，让他们“内”与“外”“两翼齐飞”，内部研究中应该结合外部研究，外部研究应该结合内部研究？还有，我们以前研究的成果，审美转向的成果，主体性转向的成果，语言论转向的成果，文化论转向的成果，应该如何对待？是抛弃还是扬弃？如果选择扬弃，那么该如何扬弃？这些“转向”的成果都是我们的生命投入，我们怎么能完全抛弃呢？扬弃有所清除，也有所保存。

问题是我们在保存这些成果的精华之后，该如何在“内部”与“外部”的困惑中做出选择？是“单选”，还是“全选”？单选不过是重复，似不合理，那么我们就“全选”吧！问题又来了，这种“全选”会不会成为一种大杂烩？

于是我们探索方法应该是形成一种能实现新的综合的研究视野或方法论。这新的视野和方法论应该基于文艺学研究学术的承继，又基于对旧有成果的超越。我感到，“内部”穿越“外部”，“外部”穿越“内部”势在必行。在文学文体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艺术结构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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