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事形态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在艺术叙事与历史文化之间实现互动与互构……应该成为研究的课题，方法也要相应革新，这样我们就可能实现文艺学的又一次“位移”。80年代初中期“由外而内”，我们把研究对象“位移”到文学自身的规律上面，90年代以来的“由内而外”我们把研究对象由语言“位移”到社会文化上面，那么这一次的综合应该把研究对象“位移”到艺术文本与历史文化互动与互构上面，这就是我和一些学人这些年以来一直呼唤和提倡的“双向拓展”，一直提倡的“文化诗学”了。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一方面，审美仍然是中心，语言分析不能放弃，但它不把文学封闭于审美、语言之内；另一方面，也不是又让外部政治来钳制文学，文学的某种“自治”的程度必须保持，“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我们的主张是，让艺术文学与社会文化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互动与互构。学术要多样，各种不同的研究要延续，但也要着重考虑超越。因此，我觉得具有包容性的、关注文学的整体的“文化诗学”是一个新的起点。
注释：
（1）《上海文学》1979年第4期。
（2）（3）《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9~10页，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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