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是评论界所说的“超现实”作家，文学史上的又一个赵树理? 还是一个因改写“现实主义”文学规范而使文学面貌大变的探索者? 在一个文化激变的环境里，人们的见解难免会五花八门。“正体是指正统的、主流的文体模式，而奇体是指非正统的、边缘的问题模式。”“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问题，正处在这种正衰奇兴语境中。”(王一川) [1]“为什么你的写作让我想起赵树理? 因为他的写作里，经常有农村政治，特别是文化政治的内容。”“《受活》可以说在这方面是在继续赵树理的写作路子，只不过你不再受写实的限制。”(李陀) [2]“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力，受制于现实主义。说得过火一点，我认为什么时候打破现实主义，冲破现实主义，我认为才有发展。”(阎连科) [3]“这是最土气的中国农村生活，却又包含了最大胆的文学重写历史洞穿历史的那种思绪。”(陈晓明)[4]“超现实主义竟然成了一股潮流? 现在回头看，我想提出一种看法：在当时文学写作中各类‘解放’的努力中，其实是这种非写实或超现实写作成了那时候最明显的打破枷锁的动力，支持了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形成了现代汉语写作历史上一次最大的解放。”“但是，这次解放不是没有代价，而且，依我看，代价太大。”“这种反叛性质”，会“带来很复杂的结果”(李陀) [5]……人们都注意到了阎连科思维和文体的“离奇”，可发现的却是各不相同的根据。不过，文学界仍然承认了他“超现实”作家的地位，众多研究文章和文学史记述已经向人们这样表明。但这么快地得出结论是否应该?它是否会带来对作家写作丰富性的“简缩”，或阻滞对这种丰富性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的追问? 而我最担心的是，既然文学史本来就是文学编辑、作家和批评家们的一个公开的“阳谋”，是该行业想象历史的典型方式，这种文学史图式讨论问题的空间可以说已经非常逼仄，我们抛开这一文学游戏规则非与他们“大唱反调”是不是一定值得? 说老实话，这是今天我能够意识到的怎样走进阎连科的小说世界，又怎样与它拉开一定距离和保持研究的清醒性的一个最困难的地方。
一、 怎样理解“超现实主义”
一九九八年，当阎连科推出他带有浓厚超现实色彩的重要小说《日光流年》时，八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即“寻根”、“先锋”小说) 已经谢幕。余华头脑灵活地转向“现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被证明大获成功。马原从对西藏高原的玄想中回归现实社会，可他已经不写小说。“寻根”、“先锋”的大将们这时都拿下古怪玄奇的文学面具，给人“返朴归真”的日常感觉。对文学潮流天生不敏感的阎连科，当前者好戏连台且锣鼓喧天时，那时可能只是一个局外人。可谁承想，不过就几年，他却以荒诞而鲁直的风格震撼了文坛，出足了文学风头。今天文坛现象之难料，就像是人间社会纷繁离奇之万象的逼真复制。
《日光流年》记述一个叫做三姓村的普通村落的农民，为逃避四十岁患喉堵病而死的奇怪“天意”，掘地、修渠和种油菜的惊天动地的故事。中间插叙蓝四十卖肉，司马蓝等人卖皮等等惨不忍睹的小说细节。读罢便知，这确实不是赵树理、柳青等当代乡村题材名角创造的“经典叙事”，更与梁斌们的“红色经典”无缘。作者甚至让司马蓝游离于八十年代以来那些令人眼熟的乡村叙事之外，独辟出另一重小说的天地来。如果这样理解，阎连科确实成功了。他理解的“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可能就是这些。自然得承认，他小说叙述风格之残忍与极端却是上述各家所乏有的，所以它的深刻、犀利与彻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作品文本和我们对当代中国乡村小说的见识。《日光流年》的奇绝之处，是以“超常”写“正常”，以“不可能”写“可能”，这些反常态的叙写，确实照出了中国人几十年浑然不觉的所有荒诞和全部的挣扎。
阎连科虽说跟不上“先锋”名角们夸张的疾步，可他对“超现实主义”理论的读解却比他们深透。“我不是要说终极的话，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我写《日光流年》，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寻找这些。”[6]“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生活摆在你的面前。每一样真实，每一次真实，被作家的头脑过滤之后，都已经成为虚假。”尽管这种对“超现实”的“理解”很难说与现实主义经典理论有根本不同：“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然而他却以为，“那它，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7]。他清醒意识到，“所谓文坛，其实就是一个名利场”[8]；但“写作”终究还要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社会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无法去把握”。而面对“明知重复又无可奈何的重复”的“新重复”[9]，一个作家的“出路”就在于怎样不断地“变化”[10]。在我看来，作家们更多的状态似乎是挣扎于“生活”与“小说”之间，他要“超越”生活(社会俗见) 和小说(文学史成规) ，又不得不与它们一次次达成无奈的妥协。他是在妥协的方案中找到对写作更有利的出路。如此去看，阎连科不是要“真正”超越所谓的“现实主义”，而是要在众多文学史经典、文坛高手、文学名利场的高压和乱阵中“独树一帜”——也即所谓“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罢。
对阎氏话语特点的展示，可能已经帮助读者理解了他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在写法上为什么要与赵树理和寻根、先锋小说的经典叙述自觉拉开距离的某种理由。既然冷酷年代已经远离文学现场，他无需像赵氏尴尬于“小说”与“政治”的高度平衡。既然“现实主义”规训不再是文学书写的牢笼，那也不必再打出“超现实”旗帜与之抗衡并另辟文学新路。他的“超现实主义”，究竟也不是典型的欧洲与拉美的“超现实主义”，倒是一种土得掉渣和令人难以释怀的乡土中国的另类书写。正如一位年轻研究者在评论《坚硬如水》时所敏锐指出的：一九六七年高、夏山乡革命和法国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跨越时空遥相呼应，形成世界性的两种革命文化空间结构。但其性质却完全不同。五月风暴“表现出造反与性爱行为的统一指向——它们共同作为抗议社会虚伪道德伦理”而存在，因此引发了思想界和艺术界的巨大变革。而高、夏革命“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造神运动，它试图离心出‘革命+ 恋爱’的叙述框架”建设一种“非法的私密生活”，这当然是对“只有‘地上’的权力阶层才可能享有豁免权(如高干招待所的舞会、被斥为‘黄草’的内参电影) ”的辛辣讽刺和极端反抗。他发现，阎连科创造了中国乡村题材中从未有过的“地上”和“地下”“互应参照”的故事结构，但他批评道，作家并没有处理好“它们彼此之间意义粘连却又互应参照的关系”[11]。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留心“地道、墓洞、水沟、远离人们的河滩”等“超现实主义”的镜像和情境在当代文学的形象谱系中到底蕴涵着何种意义。在一个也许更为宽泛的小说探索的理解视野里，容易产生的疑问是：“地下”的乡村书写就一定比过去文学史的“地上”的乡村书写更为“真实”? 我们能否就这么以它为理由来估量其文学审美价值和文学史创新价值?问题的淤结比问题的提出更具有讨论的价值。这也许是阎连科给他的研究者出的一个不能算小的难题。自然有一千个理由相信，阎连科这样做是不得已之举，既然经典书写已经将乡村叙事做到了“极端”，没给他的小说留下任何余地，我们的作家难道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当然，在今天的眼光里，再称赵树理、柳青小说是“现实主义”摹本应该勉为其难了，但说它是一种变形的“政治超现实主义”又有些尖刻。在大家都承认的历史语境中，人们越来越怀疑了，小二黑、小芹自由恋爱和梁生宝买稻种的经典细节对中国当代农民精神境界的“纯化”与“拔高”，这种被“现代性”所夸张和重述的乡土生活，与中国农民非常朴拙和乡气十足的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 它们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吗? 然而，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小二黑、小芹的“婚姻革命”和梁生宝的“公而忘私”，用生活标准去衡量虽疑点多多，他们带有太多矫揉造作的痕印;但放在“现代性”语境中，放在文学史上，至少放在小说的叙事效果上它却是大放异彩的，因为文学史、小说叙事永远都是以“陌生化”为目标的，进一步说，在“行业话语”的意义上，它们不就是一种被充分放大却没有超出心理接受极限的“超现实主义”吗? 文学，难道不就是这种可以在广义上充分被理解的“超现实主义”? 我们不一定都把小说家看作生活的牧师和真理的人间代表吧，他们同时不也是忠实于“手艺”的工匠，是一个拿小说来做活的人? 这就是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关系中的“矛盾”。而在我看来，它恰恰也是阎连科小说的奇怪而复杂的地方。据我理解，他是在充满悖论的小说多层断面上与赵树理、八十年代本土派“超现实主义”和《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文体形式等等因素发生广泛纠葛和深入联系的。但是，究竟是如何发生联系，如何摒除某些部分又吸收利用了另外的部分，如何利用了文学史经典又如何将这种利用在写作实践中加以陌生化的，这才是我们能否有效把握他小说的多重叙述而不是词不达意的难点之所在。毕竟，如何理解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的关系牵涉到如何理解文学与评论的关系。如果说评论与作品是一种交叉和互文的关系，评论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认知，那么与此同时作家的写作也在扩展着评论家的想象空间，在建设着我们纵深地理解文学的无限可能性。依我看，拿赵树理、拉美文学去讨论阎连科“超现实主义”的“方法”也许是笨拙的、机械的，但舍此也无法能真正进入对他具体作品的研究。如果单是贴着他的作品看问题，那么其作品中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就被不小心地遮蔽了。
一定“程度”上，《坚硬如水》中的高爱军、夏红梅就是“文革”语境里的小二黑和小芹，他们的文化胎记深处共生性的“知识谱系”，是能够通过分析看得清楚的。在小说中，在“革命”话语的掩护下，举凡他们的每一次行动、谋略、反语，都是为了最后“进城”：作品开篇写高爱军的退伍，在县城边的铁轨上，他刚刚丧失的“城里人”身份(在那个年代，乡下青年参军等于是获得城市资格的一次重要“初选”) ，得到夏红梅的重新认同。“她望的是我身上的一套新军装。”“我看见她的下身穿的是一件仿制的假军裤。”“她说：‘向解放军同志学习。”“我说：‘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已经复员了，还没有办手续。’”“她说：‘没办手续就还是解放军。’”对一个退伍军人和小镇上性压抑的妇人来说，怎么进城? 这就得获得某种政治权力。在中国，至少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村镇，这是任何一个老百姓都心中有数的真理。王镇长显然是他们进城的最后一道屏障，他们要斗倒他——唯一的办法是制造与捕捉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最具杀伤力的“性丑闻”：
红梅说：“散会时王镇长在政府门口送各大队的支部书记，我觉得他和赵玉秀握手时握得紧一些，也握得时间长一些。”
我问：“握手时赵玉秀的脸红没?”
她有些遗憾道：“当时我在赵的身后没看清，但我觉得王镇长的眼睛特别亮。”
我说：“日他祖先，百分之二百他们有一腿。”……[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