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一九五八- ) 是当代中国小说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阎连科出身河南西部伏牛山区的农村。那里虽然是中原腹地，但穷山恶水，民生艰困。如他的自传式文字所述，少年时代的阎连科很吃了些苦头，到了二十岁上下，他选择从军，离开家乡——这几乎是当地子弟最好的出路[2]。但故乡的人事景物日后不断回到阎连科的笔下，成为创作的重要资源，而军中的所见所闻，也一样让他有了不得不写的冲动。与同辈作家如莫言、张炜、韩少功等相比，阎连科出道虽早，但并未得风气之先。八十年代的“寻根”、“先锋”运动一片红火之际，他谨守分寸，写着半改良式的现实主义小说。他几乎是以老家农民般的固执态度，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虽然也开辟了一个又一个主题，像“东京九流”、“和平军人”等系列，成绩毕竟有限。然而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阎连科仿佛开了窍，风格突然多变起来。他写家乡父老卑屈的“创业史”、“文化大革命”的怪现状，或是新时期的狂想曲，无不让我们惊奇他的行文奇诡，感慨深切。经过多年磨练，他的创作有了后来居上之势。
凭心而论，由于多产，阎连科的作品水平显得参差不齐;而他的语言累赘，叙事结构冗长，也未必入得了文体家的法眼。但小说创作不是作文比赛。在阎连科近年的作品里，他能将已经俗滥的题材重新打造，使之成为一种奇观，而他的语言和叙事结构恰恰成为这一奇观的指标。也因此，他的变与不变往往成为讨论的话题。或有论者认为他的新作已有哗众取宠之嫌[3]，但对一个已经创作超过二十五年的作家而言，这似乎小看了他的抱负。
我以为阎连科的近作之所以可观，还是来自他对自身所经历的共和国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和反省——的角度。传统革命历史叙事打造了一群群出生入死、不食人间烟火的工农兵英雄，阎连科却要将他们请下神坛，重新体验人生。他笔下的农村既没有艳阳天下的山乡巨变，也不在金光大道上往前跃进。那是一个封闭绝望的所在，生者含怨，死者不甘。他以军人生活为主题的“和平军人”系列则在思考没有战争的年代里，英雄还有什么用武之地?
阎连科不仅要让他的农民和军人血肉化，还更要情欲化。在后革命、后社会主义时代，他有意重返历史现场，审视那巨大的伤痛所在——无论那伤痛的本源是时空的断裂，肉身的苦难，还是死亡的永劫回归。他的世界鬼影憧憧，冤气弥漫。不可思议的是，阎连科看出这伤痛中所潜藏的一股原欲力量。这欲望混混沌沌，兀自以信仰、以革命、以性爱、以好生恶死等形式找寻出口，却百难排遣。死亡成为欲望终结，或失落的最后归宿。
论者每每强调阎连科作品中强烈的土地情结和生命意识。的确，从《日光流年》以来，他渲染身体的坚韧力量，由牺牲到再生，已经有神话的意义。《坚硬如水》等作品写革命语言的诱惑与革命身体的狂欢，极尽露骨之能事;而《受活》则不妨是一场又一场身体变形、扭曲的嘉年华会串。就此阎连科的作品充满激情与涕笑，堪称有声有色。
但在夸张的声色之下，阎连科真正要写的是欲望的盲动，死亡的无所不在。他所描写的土地，其实是以万物为刍狗的“无物之阵”，他所铺陈的嘉年华气氛，就是“死亡之舞”( dans macabre) 的门面。阎连科摩挲枯骨，狎昵亡灵，情不自禁之处，竟然产生了非非之想。究其极，爱欲与死亡成为他辨证革命历史的底线。出现在阎连科作品里大量的尸恋(necrop hilia) 的场景和隐喻，不是偶然。
人民共和国的大叙事向来强调生生不息、奋斗不已的“雄浑”( sublime) 愿景[4]。阎连科的革命历史故事却写出了一种缠绵凄厉的风格，在在引人侧目。他的受欢迎和他的被争议足以说明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社会在过去，在现在，所潜藏的“历史的不安”。

一
《坚硬如水》的出版，代表“文革”记忆和“文革”叙事的又一重要突破，也已经引起热烈讨论。不论《为人民服务》如何闹得风风雨雨，小说的成绩只能说是平平，在议题的发展上，并未超过《坚硬如水》。有心的读者甚至可以指出《为人民服务》里的疯狂纵欲的场景，还有患难见真情的逆转，都似曾相识。我以为《坚硬如水》仍是阎连科到目前为止最好的创作。《坚硬如水》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程岗镇——宋代理学大儒程颐、程颢的故里。复员军人高爱军回乡闹革命，和当地妇女夏红梅一见钟情。两人不顾已婚身份，陷入热恋，同时他们的革命大业也堂堂展开。
高、夏的夺权斗争无所不用其极，但两人的真情也一样惊天动地。他们的性爱关系花样百出，无不和革命的成果相互辉映。小说高潮，高爱军为了一遂相思之苦，竟然挖通了一条地道，好与夏红梅夜夜幽会。他们有了名副其实的地下情。
对一代中国人而言，“文革”的残酷和荒谬是如此一言难尽，怎样不断地追记、诉说这场浩劫就成为后之来者的道义负担。阎连科选择的方式不是伤痕文学的涕泪交零，也不是先锋作家的虚无犬儒。他将“文革”看作是一场血泪啼笑交错的闹剧，任何人置身其中都要原形毕露，丑态百出。高爱军和夏红梅所以出人头地，因为他们不仅令人可怕，而且可笑。阎连科借用了三十年代“革命加恋爱”的小说公式，大写这两个造反派的斗争史加罗曼史[5]。但他笔下的革命和暴力难分难舍；恋爱和宣泄无非是一体两面。
《坚硬如水》以闹剧手法连接革命、暴力、与性，在大陆小说传统中也许前所少见，但五十年代台湾的姜贵(一九○八- 一九八○) 其实已经作过示范。我曾经在他处讨论姜贵如何承袭了晚清小说嬉笑怒骂的风格，将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政治风暴作色情化的处理[6]。在《旋风》和《重阳》这样的作品里，姜贵将意识形态的狂热与性欲的扭曲相提并论。他的人物不分左右阵营，都陷在纵欲的诡圈里，从通奸乱伦到恋物癖、性倒错、虐待狂，不知伊于胡底。夏志清先生曾将《旋风》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Feodor Dostoyevsk ) 的《着魔者》( The Possessed) 相比，认为两者都算得上是“彻头彻尾的滑稽戏”。他指出两位作者都以轻蔑的态度看待“一群自私的、执迷不悟、走向自毁之途的人”，并点出“追求色欲享受的人，正如革命家一样，是会对人类的状况不满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要求的只是官能享受上无限制的刺激而已”[7]。
当然，四五十年代左右翼文学以诋毁私生活——尤其是性生活——丑化敌对人物的手法，其实司空见惯。姜贵的笑谑尽管别有眼光，毕竟也未能免俗。另一方面，正因为姜贵抱着如此大的兴趣描写一群色情狂兼革命家，他也难掩自己暧昧的立场[8]。
我认为姜贵所曾探索的风格，半个世纪后由阎连科代为补足。高爱军与夏红梅是《坚硬如水》里两个头号坏蛋，他们的所作所为死有余辜。但阎连科对他们嘲讽之余，显然不无同情。在二程故里那样无趣的社会里，我们的主角不惜挣脱桎梏，无限上纲上线地搞革命、闹恋爱，其实有不得已的原因。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疯狂暴虐，但不能无视他们的激情渴望。他们爱到深处，视死如归，简直是“文革”文学中一对最另类的生死冤家。
论者多已提到《坚硬如水》写情欲的放浪形骸，或《受活》写残疾人的绝技表演，显示了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式的狂欢冲动[9]。这样的看法忽略了巴赫金“身体原则”所隐含的厚生恶死的前提，似与阎连科的观点仍有距离。如果要卖弄理论，巴他以( GeorgesBataille) 所谓的“消融的色欲”( erotics of dis2solution) 或许更庶几近之。“暴力是社会排除禁忌的行动”，而革命就是暴力与禁忌间最匪夷所思的合流。革命必须以暴力和破坏为手段，它提供了一个场域，使得被禁忌所驱逐的暴力及其与理性对立的特质在此被颠覆。暴力不再是理性的对立面，反而是革命逻辑里的一环。不仅如此，革命的高潮带来“消融的境界”( state of dissolution) ，这高潮可以来自纪律与死亡的折磨，也可以来自欲望与性爱的解放。身体或痛苦或狂喜的震颤成为最不可恃的分界。死亡成为最后的主体消融奇观[10]。
于是高爱军、夏红梅这对革命伴侣白天无欲则刚，晚上欲火焚身;人前狂暴嗜血，人后柔情似水。他们所献身的革命，与其说是以主体的建立为目的，不如说是以主体的消融为目的。革命的激情必须押上身家性命，销魂深处，正是让人欲仙，也欲死了。
论者对《坚硬如水》的政治喻意已经有相当掌握，但对高爱军这类人物的背景着墨仍然不多。而我认为这是理解阎连科创作的重要角度之一。高爱军是复员返乡的军人，因缘际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从广义角度来看，他是阎连科常处理的“农民军人”的角色的一种再诠释。这类人物出身低微，因为生活所迫，文化水平往往不高，但他们不甘就此在家乡埋没一辈子，从军往往成为现成的出路。军队成员来自五湖四海，相对于农村，他们的集体生活、严格纪律和机动任务不啻有天壤之别。但军队是另外一种封闭的社会，有它独特的生态循环。禁欲的律令、机械的作息，牺牲的感召无不与肉身规范——不论是肉体的约束或捐弃——息息相关。
阎连科自己就曾是农民军人，对农村和军队两者间微妙的关联，显然深有体会。他的作品像《中士还乡》( 一九九○) 写回乡军人面对感情和出路的考验，平淡中有深情;《大校》(一九九七) 写在军中有所成的军官，再回头已经难以面对故乡的一切，包括病入膏肓的老父和精神状态有异的妻子。军中日月长，但农村的生活更是地老天荒，枯燥乏味得很。家乡是归还是不归呢?《生死晶黄》(一九九五) 中的军人在家乡和军中的拉扯间，经历了勇气和自信心的最大挫败，最后以一死完成任务作为补偿。阎连科笔下的军人在外边闯过，也懂得一些人情世故，但却不能抛开心中抑郁自卑的情结。家乡的风土人物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但失去了这点凭借，他们更难以面向外在的挑战。他们是一群心事重重的军人[11]。
明白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对高爱军或吴大旺的造型和行径，也许就多了一份担待。高爱军在军中高不成、低不就，然而故乡的父老对外出参军的子弟别有期望，复员返乡的军人哪里能不有所表现? 阎连科同时特别着墨高爱军的那桩几乎带有交易性质的婚姻，和他的性苦闷。因为见过世面，高的心思活络，一有风吹草动，自然顺势而起，何况是“文化大革命”。革命加恋爱原本不就是当初离开家乡的浪漫动力么?
如上所述，《坚硬如水》可以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前身，两者最大的特色都是对革命话语的重写。如果《为人民服务》集中在“为人民服务”一句话的无穷欲力上，《坚硬如水》则是集合建国到“文革”的种种金玉良言，圣训诏告，颂之歌之，形成百科全书式的语汇奇观。不论我们是否经历过那个时代，阎连科经营的叙事形式都要让人惊讶语言和暴力的共谋，何以荒唐如此。高爱军和夏红梅一见钟情，但只有藉革命歌曲歌词的豪情壮志，他们才能够互表衷肠。当地道挖通了，他们便可以痛快地成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