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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的爱与死——论阎连科的小说

时间:2009-8-8 16:45:32  来源:不详
预支——死亡纪事。
而放大眼光,阎连科的叙事法则哪能没有历史的光影? 想想《创业史》、《红旗谱》这样的经典,不都是描述穷乡僻壤的农民排除万难,将无情大地开辟成为人间乐土的故事?所不同者,这些经典不论如何描写苦难与死亡,都提供了一个天启的时刻。梁三老汉、朱老忠这些大家长率领他们的家人,一代一代坚持百忍,终能等到创业有成,红旗飘扬的一天。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只要意志坚定,不可能必将变成可能。
尤有甚者,被三姓村村民视为延续命脉的重要工程,开通灵隐渠水道,不由我们不想到当年河南重要的红旗渠史话。六十年代林州红旗渠的开凿,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样板工程。这条渠道的开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在极度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千百工人沿着太行山悬崖绝壁,架设了一百五十一个渡槽,凿通二百一十一个隧洞,干渠总长七十公里,分支共达一千五百公里。红旗渠在“文革”高潮中完工,曾被誉为是“劈开太行山”,建成了“人工天河”[25]。
贯穿在这样的信念之下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应该是四十年代就已经被毛泽东钦点的“愚公移山”——也是发生在太行山脉——的神话。相传太行、王屋二山挡住了愚公的出路。他乃发动子侄,日夜铲土移山。河曲智叟质疑愚公自不量力。愚公回答:“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26]

五十年代小说中的现代愚公为数不少,他们都立志以时间换取空间,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神话化为历史,超英赶美、大跃进、三面红旗等运动应声而起。《日光流年》的背景相当模糊,但时代的印记毕竟隐约可见。我不认为阎连科有意批判“愚公移山”的寓言。但如前述,既然生长在一个毛语无所不在的环境,他的写作必然引发微妙的对话。
三姓村的百姓在大家长的带领下与宿命搏斗,然而耙耧山区的土地不能带来生机,灵隐渠的水竟然是腥臭无比的死水。《日光流年》最后写了一则牺牲与代价之间的诡异交易。不论西绪弗斯式的存在主义,还是愚公移山式的毛记神话,都不能完整解释阎连科的受苦哲学。如《年月日》、《耙耧天歌》所示,当人成为他所种植的作物的肥料,或是促进子孙健康的良药,生与死的秩序已经颠倒。“置之死地而后生”:阎连科的版本不折不扣是个诡谲的教训。这个教训在《日光流年》达到高潮。死亡是叙事的开始,而不必是结局。


《日光流年》、《耙耧天歌》所演义的苦难叙事到达饱和点后,阎连科改弦易辙,在《受活》里写出个苦中作乐的故事。小说的焦点受活庄原是个三不管地带,居民非伤即残,却意外成了化外之地。受活庄的茅枝婆曾是红军女战士,负伤脱队,多少年后成了庄里的民意领袖。全国大办合作社的时候,她带领全庄入社,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天灾人祸。日后茅枝婆的唯一心愿就是使受活人集体退社,重过自由生活。为此她不得不向管辖受活庄的县长柳鹰雀妥协。柳县长满怀野心,想出了一条致富门路。苏联解体以后,列宁的遗体已经无从安置。柳希望从俄罗斯买进列宁遗体,在家乡建立列宁纪念馆,发展观光,好带领人民致富。
故事由此开始。受活庄的居民虽然身体有缺陷,却残而不废。柳县长看出了他们的本事,号召他们组成绝术表演团,巡回各地表演,一时轰动全国。断腿赛跑、独眼纫针、聋子放炮、盲人听物,外加瘫痪的媳妇能刺绣,麻痹小儿套着瓶子会走路,俚俗的把戏竟然让城里的人趋之若鹜。至于六十岁的拐子号称一百二十岁,和弟弟扮成祖孙两辈,九个侏儒化妆成三天三夜生出来的九胞胎,哄得观众团团转,则是等而下之的骗术奇谭了。
阎连科不厌其详描写的绝术团的不伦不类,充满民间传奇粗犷的想象力。这样的表演正中了城里人的下怀。精致的娱乐看多了,何不来点土特产式的节目? 绝术团演出有了经验,也越发懂得投其所好。如此乡下人和城里人各取所需,一种新的消费循环已经形成。
绝术团的行走江湖是《受活》最精彩的部分,阎连科写来显然也乐在其中。他的妙想天开,他的毫无节制,在在让我们想起了同样也是农民兼军人出身的作家莫言。在莫言最好的作品里,像是《酒国》、《丰乳肥臀》,他夸张身体吃喝拉撒的丑态,欲望的荤腥不忌,笔锋所到之处,无不尽成奇观。在一个曾经厉行意识形态禁欲的社会里,莫言以狂欢的冲动,大肆揶揄礼教规矩,所形成的《巨人传》( Gargantuan) 式的丑怪系谱,恰和主流的伪美论述,大唱反调。相形之下,阎连科的表现反而显得像小巫见大巫了。
但阎连科和莫言毕竟有所不同。莫言的小说不论情节多么血肉模糊,描写多么匪夷所思,总有一股元气淋漓的感觉。《酒国》里的婴儿肉盛宴,天下农户竞销“肉孩”的怪态,还有《丰乳肥臀》中的天上地下万乳争艳的奇景,不过是比较明白的例子。莫言的故事可以悲壮,但他的叙事姿态总有一股异想天开的青春期征候。即使在写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檀香刑》里,在他种种惨不忍睹的刑罚大观之下,依然流动着昂扬激烈的活力。
阎连科的《受活》尽管也充满狂欢冲动,却并不像莫言小说那样地肆无忌惮。他还不能完全摆脱原道的包袱,不时提醒读者乡与城、“受活人”和健全人间的对比意义。他也忘不了苦难的代价,故事中的两个主角茅枝婆和柳鹰雀各怀鬼胎,总有抛不掉的委屈往事。更进一步,我认为阎连科、莫言对乡土的空间观照恰恰相反。莫言的胶东平原上红高粱四下蔓延,他的“鬼怪神魔”外加英雄好汉窜藏其中,不时扰乱人间。阎连科的耙耧山脉却有灵隐渠的恶水流过,一片荒芜,是生存本身逼出了种种恐怖现象。如果莫言的土地是植物性的(vegetarian) ,是物种孕育勃发的所在,阎连科的土地是矿物性的(mineral ) ,不见生长,唯有死寂。
这引导我们思考《受活》最重要的情节。绝术团的一切都是为了积累本钱,好在地方上建立列宁遗体纪念馆,大发死人财。阎连科曾经提到这样的情节安排其来有自。在前苏联解体时,他从《参考消息》看到了一则一百字左右的小消息。有几个政党觉得应该把列宁的遗体——已经以化学药物保存了几十年——火化,而共产党觉得应该把它保留。争执的理由是当时的政府没有保存的经费。这一则新闻让阎的“心灵受到了非常大的震撼和冲击,因为是列宁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一位革命鼻祖式的人物生前死后的命运,会令你想到很多问题”[27]。
革命伟人逝去,让信仰者怅然若失。为了让伟人长相左右,必须让他虽死犹生。这其实是先民图腾崇拜的现代翻版,木乃伊纪念仪式的一大跃进。列宁遗体的防腐技术如此高超,他的尸体竟能够抵抗时间的流逝,永保新鲜。
在一个以革命是尚、打倒一切的时代里,伟人的身体却成为串联过去和现在的重要纪念物。列宁的尸体栩栩如生,提醒我们过去的并不真正过去,音容既然宛在,魂兮可以归来。马克思主义的一支一向有“招魂驱魅”(got hic) 的论述[28],由此可见一例。然而我们必须质问,肉身物故,我们的难分难舍,到底是意识形态上的矢志效忠,还是集体潜意识中面对爱与死亡的痛苦表白? 那原初激情的对象已经不在,任何鲜活的事物都只提醒我们的失去难以弥补。我们的悲伤——还有我们无尽的爱欲——无以复加,最终导向那已经消亡的皮囊,不愿让它入土为安。爱,就是悼亡。这岂不是一种恋尸的征兆?
然而阎连科所无意揭露的问题不止于此。在《受活》中,列宁的遗体已经因为苏联的解体而难以为继。更不可思议的是,它可以待价而沽,卖给识货的行家。柳鹰雀县长和受活庄的残疾人就是第一个买主。列宁不是号召过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应该互通有无,鱼帮水,水帮鱼么?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就是硬道理”。受活人的如意算盘是在家乡陈列伟人遗骸,发展观光业。至此,列宁的遗体发挥最后的剩余价值,成为一种资本。这是残疾人绝术团的绝招了:死亡变成奇观,朝圣就是聚财。
资本主义真是阴魂不散,经过大半世纪的革命,它到底还是回来了。而对左翼评者而言,资本主义的第一课是什么? 是以虚无的交换价值换取血肉凝聚的劳动价值;是没本的生意,却能利上滚利。换句话说,在象征数字快速的循环下,赢家全拿,却不事生产。这是阎连科悲观主义的底线。于是在魂魄山上,一座阴森的列宁纪念堂巍然矗立。受活庄人还有千百农民心目中的天堂,就建筑在列宁遗体大驾光临的美梦上。
千百年以来耙耧山区的垦殖不易,在阎连科(或柳鹰雀) 的狂想里,只要外国革命伟人遗体入驻,财源滚滚,过去的经济困境自然迎刃而解。由此我们回到阎连科所构想的土地与人的关系。农作物的生长太少太慢,比不得和死人打交道。这块土地的意义在于成为供养死神的地方。
《受活》的结局急转直下,等待列宁就像等待果陀。最后来的不是伟人,而是强盗。他们以最原始的“交换”形式,将绝术团抢劫一空。这群残疾人辛苦辛苦,到头来落得一无所有。《受活》成了后社会主义乐极生悲的寓言。
《丁庄梦》(二○○六) 是阎连科《为人民服务》后的最新作品,在许多方面持续了阎这几年的小说,尤其是《日光流年》与《受活》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丁庄梦》有相当明确的现实背景——它触及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发生在河南省的“艾滋村”危机。话说回头,河南东南部的乡镇普遍贫穷,为了脱贫致富,出现集体卖血的现象。这一现象因鼓励输血而起,但“识货”的人士一旦发现有利可
图,开始展开大规模的血液收集买卖。一时之间,农民趋之若鹜。殊不知因为采血过程草率,艾滋病毒经过交叉感染,深入许多卖血者的身体;他们将以生命付出代价。根据官方统计,截至二○○五年秋,河南已有超过三万人发现感染,一半以上已经出现症状,近四千三百人死亡[29]。
艾滋村的危机牵涉广泛,这一危机暴露不只是医疗卫生问题,也是国民经济问题,以及一个国家对人民身体的监控管理的问题。更耐人深思的是,它也可以成为后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的隐喻。艾滋病毒起源于非洲,主要经过性交和毒品注射传染,四下蔓延,成为二十世纪末渗透全世界的瘟疫。河南乡下农民勇于卖血,为的无非是改善生活现状,他们把身体当做商品待价而沽,哪里料到如此这般,他们已经进入全球化的经济和病毒交易循环。
阎连科以小说探讨河南爱滋村危机,可谓用心深切。但在《为人民服务》之后再处理这样敏感的题材,想来费了一番周折。他笔下的丁庄民生艰困,自从卖血成为一种谋生方式后,迅速发展起来。然而死亡已经环伺左右,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丁庄不过两百来户人家,八百多人口,现在流行为死人送葬。如前所讨论,阎连科写恶病、写残废已经是行家。艾滋病提供了一个现成话题,落实他独特的历史观照。就像《日光流年》里的喉堵病,阎有意赋予艾滋一层寓言向度,在小说里多半以“热病”称之。的确,对丁庄老百姓而言,他们所遭受的不就是一种无名的天谴,一种诉诸身体官能迅速败坏的怪病?
阎连科的世界里,命运的赌盘不停转动,过去的主宰是土地庄稼,现在则换成了金钱,但农民的身体总是那孤注一掷的赌本。我们还记得阎连科《耙耧天歌》、《日光流年》等小说里的农民身染恶疾,走投无路,他们以最素朴的方式对抗命运的诅咒,世世代代,形成一种苦难奇观。《丁庄梦》里的农民则是为了发家致富,不惜铤而走险。在这层意义上,阎连科看出了艾滋的现代性意义,并赋予相当批判。然而他对社会主义市场化以后的经济发展保持暧昧的看法。以往小农式或合作式的经济模式不再能够约束阎连科丁庄的农民。他们现在要的不是子孙香火(《耙耧天歌》) 、不是宗族伦理(《日光流年》) ,而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生活的日新月异。他们把卖血当做没本的生意,却落得血本无归。他们是一群失败的投资人。
就此,阎连科可以探问(因卖血采血所引发的) 艾滋病下,复杂的政教腐化、经济投机、社会福利失控等问题。但这样写一定冒犯政治不韪,岂可轻易碰触? 阎的做法是将丁庄的灾难放在更广阔的人性角度观察,而他的结论是丁庄的病不只是身体的病,更是“心病”,贪得无厌的心病。而在风格上,他运用已经得心应手的人物场景,甚至情节,变本加厉,务求烘托故事阴森怪诞的底色。
《丁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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