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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循环：基督教、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三种文化类型的互动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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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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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确切地说，是社会的无形工具。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对韦伯提出的“工具理性”的思想作了批判性的反思。他们指出，工具理性的目的是控制，控制的对象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个人，最后连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也要加以全面控制。他们还认为，启蒙运动的辩证法是理性的自我毁灭过程，工具理性非但没有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诺言，反而成为阻碍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发达工业化社会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控制是无形的、难以觉察的，人们生活在它的桎梏之下，却以为这就是自由、民主和幸福，对工具理性的合理性深信不疑虔诚信奉。在此意义上，现代性堪称“理性宗教”，即以工具理性为信仰的宗教；只不过，它没有神圣的形式，它的指令和操作都在世俗化社会条件（如大众传播媒介、行政管理和各种社会管理、经济和政治制度）下进行。 二、（三）科学经验判断感情体验
“现代”最显着的标志无疑是工业化、科学化的生活。没有汽车、洋房、电视、计算机等科技产品，现代就失去了依托和意义。由此不难理解为什幺科学主义成为最强盛、最流行的现代思潮。所谓科学主义，指以科学的方法和标准来判断人类其它一切行为，包括宗教、伦理、审美活动的规范。科学主义的错误不是科学本身的错误，而在于把科学运用于它所适用的领域之外，夸大为普适的价值体系。
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即实证主义所推崇的科学经验。在基督教的中世纪，人们对于科学经验的理解是广义的，比如，13世纪的经院学者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首次提出“实验科学”（scientia experimentalis）这一概念，他所说的“实验”不仅包括现在的科学实验，而且指内在的精神体验，具有后一种经验的科学家就是神学家 。为了实验科学发展的需要，近代以降的自然科学家把个人的内在体验从科学经验中剔除出去，这是必要的，然而，实证主义者却夸大这种净化作用，企图以科学经验取代人类的全部精神生活。他们利用维持根斯坦的思想，认为只有科学命题是可说的，哲学的、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判断是不可言说的伪命题。按照他们的说法，“不准杀人”、“不准偷窃”之类的道德诫律，只是表达个人憎恶感情的句子，没有科学命题所具有的价值，因而不是普遍有效的。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已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普遍特征，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判断，尤其是道德判断，不是绝对命令，而是相对而言的规则；不是永恒的诫律，而是境况之中的约定；不是理性的自我约束，而是情感的自然表露等等。毫无疑问，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是把科学的和日常的经验彻底地世俗化的一个结果。
三、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游戏精神
“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前缀Post的意思是“超越”。为什幺要超越现代性呢？在那些方面超越现代性呢？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也难怪，因为后现代主义是十分无杂的社会文化思潮，由形形色色的观点构成。没有统一的目的、方法和结论。我们只能联系上述现代性的特征来谈后现代性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人们普遍对现代文化的不满和失望的情绪。以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给西方各国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但同时也产生精神空虚、道德低落的社会弊端。现代理性主义并没有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或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相反，20世纪的“理性王国”发生了一系列瞩目惊心的事实：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祸、核子战争威胁、自然环境的破坏、国际间贫富差距扩大、各国内部社会不公正现象蔓延等等。人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二次大战之后，存在主义和各种激进的批判思潮汇合为“对抗文化”（counter-culture）。对抗现代主流文化在1968年席卷西方世界的社会抗议活动中达到高潮；另一次就是当前流行的后现代主义，它明确地把启蒙运动的纲领作为现代性的样板加以批判。现代性的主体性、理性和科学主义都成了被批判的目标。
后现代主义者把现代哲学的认识主体归结为人本的作者，然后以反作者中心论为由，得出“作者已经消亡”的结论，并由取消主体性走向反人本主义。福柯（M.Foucauld）说，大写的“人”是18世纪的产物，现代意义上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不过是海边沙滩上的画象，是可以抹去的。福柯把人比作秋景里凋零的树叶。
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个批判目标是现代理性主义。德里达（J.Derrida）把西方哲学传统归结为logos中心主义（希腊文logos兼有言谈和理性之意），即用二者之对立的范畴概括一切现象，然后以其中一组范畴为中心，把另一组范畴边缘化。中心范畴总与“理性”和“言说”有关，以此证明理性高于情感、言说高于写作、哲学高于文学，成为文化的核心。德里达反logos中心主义的策略是，在合理地认定文本中心意思的地方显示文字的“分延”（差异与推延），在人们确定有结构的地方进行解构，在哲学论证本质与统一之处显示多元与流动。
后现代主义企图超越以自然科学技术为楷模的现代文化。李欧塔（F.Loytard）说，现代主义是科学主义的胜利，它所借助的是法国启蒙主义和德国黑格尔主义这两个“民族的神话”。他区分了“叙事”与“科学”两种言谈方式。现代性的特征是把叙事聚敛为科学，成为科学的附庸，后现代性的特征是科学分散为叙事，科学主义依赖的宏大叙事将被分散的叙事和创造性的语言游戏所代替。
在上面引用的几个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他们虽然激烈的抨击现代文化的主体性、理性和科学主义，但却不触动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世俗化。相反，后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任何终极价值，文化成了无根底的世俗场里的游戏。德里达明白地宣布，解构主义的写作要“无条件地颠覆一切神学、一切目的论，一切存在论” 。在后现代的世界里，上帝被顺理成章地消解了，岂但如此，连“上帝死了”也要被彻底遗忘，不再提问上帝，也就取消了神学。如果说，现代文化是在与神圣文化对立的条件下展开世俗化过程的，后现代主义则要求遗忘这种对立，世俗文化成为没有对立面的唯一游戏方式。
总的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稳定的文化形态，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主义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满足于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怀疑和批判，未能提供成熟的、富有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正如美国评伦家伯恩斯坦（R.Bernstein）指出：“所谓后现代性的特征是：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的不断更新的游戏精神 。”我们认为，后现代的文化游戏不仅是可以超越的，而且是必须超越的，否则人类的文明的正面价值将会丧失。通过非理性主义来排拒现代理性主义，不过是理性的自杀，非但不能医治现代性的痼疾，而且无异于饮鸠止渴。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已在“后现代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终极”一文中表达（详见《哲学研究》1994年第1期）。 四、超越后现代性的基督教价值体系
面对现代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基督教神学在忙于招架之际，也在积极主动地适应这些世俗文化，几乎每一种世俗思潮都可以在基督教神学内产生回响，其至连尼采的“上帝死了”这样的的激烈反基督教的价值重估，也产生出相应的“上帝之死”派神学。基督徒主动适应现代文化的最明显成果，在天主教内有现代主义运动和新经院哲学，在基督教内，有自由主义神学。这些现代派的立场和观点遭到各方面的批评，有些批评来自保守的传统主义，要求固守前现代的基督教传统，这种批评在我们看来是不足取的。值得注重的是另一种批评意见，主张不只是应付、附和现代主义，也不是返回过去，而是超越现代主义。比如，19世纪的基尔凯郭尔（Kierkegaard），本世纪的爱默逊（Emerson）都坚持宗教信仰的内在价值的超越性。他们的思想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犹如一剂清凉药，不但宗教信徒受益不浅，世俗思想家也获得心灵的启发。
在后现代的文化氛围中，我们看到类似情形：一方面，一些基督教神学家试图调和神学和后现代性，提出一些适应后现代主义的神学观点，比如，汉斯昆（Hans Kung）把当代神学家卡尼西特说成是第一个“后现代神学家”，为建立后现代神学寻求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 。温德尔（M.Wendel）认为，传统科学建立在精神/本性理智/身体天上/大地男人/女人等二元对立，但以前者为中心的范畴框架内，她提出“用身体去理解”的女性主义神学 。不难看出，她使用的方法和结论都属于解构主义。
另一方面，基督教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能不能超越后现代性，而不仅仅只是适应后现代性呢？最后加拿大多伦多基督教研究所的哈特（H.Hart）以“加尔文基教徒”的名义写了一本题为《在一个行将消亡的传统中寻求共同性》的书 ，他所谓“行将消亡的传统”，是指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贯穿于古希腊、中世纪和近、现代的西方，在后现代主义冲击之下已岌岌可危，但后现代主义不能提供一个普适的规范和标准，因此产生出价值体系的真空；哈特谨慎地认为，基督教在与其它文化思潮的对话中，可以为填补这一价值真空作出贡献。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社会“文明病”的根源。“文明病”的主要症状是精神空虚、道德低落。精神之所以空虚，是因为人们精神生活向上追求的路途被截断了，这条向上的信道在西方就是基督教信仰，它曾是人们心灵的天窗和寄托，可却被科学主义填塞，心灵陷入混沌之中，精神于是空虚。道德之所以低落，是因为是非标准被取消，甚至被颠倒。基督教在西方长期承担着规范人的伦理、指导道德行为的社会功能，可是各种世俗化的派别却争夺这一功能，他们既排拒基督教，又彼此攻讦，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便乘虚而入，普适的道德规范被动摇，人们无所适从，道德自然低落。
基督教被认作是一种伦理的宗教，它以上帝的名义颁布道德的绝对命令。基督教伦理的绝对性在于：它不需要经过理性的论证和认可（但在理论上可被证明是合理的）而能在实际上发挥作用；它也不能通过人们之间讨价还价式的协商之后，为满足人们的现成利益而被接受，人们对上帝的信仰犹如一条共同纽带把他们联合在一起。宗教信仰在这里为基督教价值观提供神圣的保障作用。基督说：“我就是道德、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章6节），意思在说明神圣保障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人类文化不需要在每一方面都是神圣的，这大概就是为什幺现在不能再倒退到前现代神圣文化去的原因。但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价值体系却需要神圣保障，这是因为人的尊严是神圣的，具有不屈从于世俗利益的交易和计算的不可侵犯性。人的尊严体现对他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品质，可以说，人的尊严就是精神的尊严、道德的尊严。否认了神圣的价值保障，也就失去了人的尊严、精神和道德的尊严，这正是现代主义以否认神圣性开始、后现代主义以否认人性告终的历史教训。它留给人们的启示是：基督教在恢复和重建西方人价值体系的努力时，不但能够超越世俗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为价值规范提供神圣的保障，而且也能超越前现代的神圣文化，吸收世俗文化丰富多姿的文明成果，融汇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这也是人们寄望于基督教未来发展的正常理由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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