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冰心试图创作武侠小说，且拟定了题目《落草山英雄传》，且动了笔。刚写一段就是“金鼓齐鸣刀枪并举”，再写一段又是“金鼓齐鸣刀枪并举”，老是一句“金鼓齐鸣刀枪并举”，结果“齐鸣”“并举”不下去，只得不了了之。这本是孩子的异想天开，当不得真的。冰心真正立过的志向是做医生。母亲多病而信赖西医，虽每回医到病除，但西式医生不来把脉望舌，手段是听筒诊胸。百年前的女人让男性这般，很是无奈又十分的尴尬。为免除母亲尴尬便是冰心志向的缘由，这志向不为宏大，却入情入理。冰心终究没能当成医生，用她的话说，“五四把我震上了文坛”。话是不错的，说明了从事创作的起因。当时身为学生会宣传干事的冰心，用笔杆参加运动，文才显露一发不可收，捏起的笔再没有放下。然而，冰心这句有名的话也容易误导，似暗示人作形而上的理解，以为“五四”给了她新思想。

　　其实，冰心与真正沐浴五四新思潮的一批女性作家还是不太一样的，比起庐隐，她显然留有相当多传统的观念、伦理、意识，以至于传统的性格、气质。同在文学研究会，庐隐勇于投入各类活动、讨论、演讲、聚餐，十分活跃。冰心不过列名而已，仅以作品参与，并不介入具体事宜(因此有学者质疑冰心是否属该会作家)。庐隐作品尽情倾诉觉醒女性追求幸福不得的苦闷，满纸伤感，熏染着新时代思想光彩。冰心纵然以问题小说引世人瞩目，可是她所提的一些问题，诸如报国无门(《去国》)、旧家庭教育(《两个家庭》)、父辈禁锢子女(《斯人独憔悴》)，是无需靠多新的思想指引的，只要凭一般的道德观是非感即能发觉提出。她于问题的揭示，绝无庐隐那般撕心裂肺，而是哀而不伤，合乎传统的诗教，与张扬个性、张扬自我的时尚显然持有距离。

　　新文学初期婚恋题材风靡一时，冰心几乎未予涉足，而是谨慎地回避了。说她自身婚恋的顺利，胸中无此块垒，就缺少写它的激情，这样的解释似是而非。同样婚恋未经多大挫折的冯沅君，便写出了为爱情牺牲的《隔绝》，锐气无比。最近刚发现的冰心小说佚作《惆怅》，倒写了一回三角恋爱故事，可表现的恰是迥异于“五四”主潮的另一种叙述。那时婚恋小说弥漫着爱情至上主义，父母干预势成众矢之的。对此冰心借人物之口表示了异议:“像那些两方面盲目的浅薄的恋爱，不顾家庭方面，只凭自己一时的情感，我是绝对不赞成的。”婚姻除了“自由选择”还应该得到“父母俯允”。冰心本人婚姻即是如此，她和吴文藻相恋日久，当吴求婚时，她的回答正是需经父母同意。生活中的冰心，常常显露出传统规范的影响。刘半农初见冰心，她才三十多岁，给刘的印象却是“大有老太婆气概矣。”(刘半农1934年1月6日日记)与冰心交往很多的梁实秋说她“对人有几分矜持”。

　　“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令人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象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季羡林是冰心晚年相处友善的朋友，他念书时代慕名去旁听冰心讲课:“冰心先生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头上梳着一个信基督教的妇女王玛丽张玛丽之流常梳的髻，盘在后脑勺上，满面冰霜，不露一丝笑意，一登上讲台，便发出狮子吼:‘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我们相视一笑，伸伸舌头，立即弃甲兵而逃。”冰心对学生如此，对非常西化的徐志摩态度尤甚。冰心自己说:“他(徐志摩)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冰心致梁实秋信)冰心这样地冷漠，怕不只是两人性格差异所致，似更有对徐志摩过于新派的嫌弃。冰心本人婚姻美满，白头偕老，她也就以从一而终苛求朋友。巴金和萧乾都与她友谊极深，她视萧更如胞弟，子女皆呼萧为舅舅。萧婚姻多有曲折，而巴金待萧珊执著不二。“文藻和我最欣赏巴金之处，是他的用情十分严肃而专一。萧乾却是一辈子结、结、离、离，折腾了多少次。”不难听出冰心这话褒彼贬此的意思。传统负荷尤其会不经意间流露，冰心出于好奇想读一读《金瓶梅》，竟不好意思直接到图书馆借阅，特请了章廷谦代借。此时冰心已经留美归国，已经成了婚，做了燕京大学教师，尚存此不必有的顾忌哩。

　　当然冰心自有并不矜持的时候，与婚后不久的丈夫，就偶尔戏谑一番。她问吴文藻是否每天看一眼他书桌上的冰心小照，丈夫应答看了。冰心知道他是敷衍，专注学问顾不得小照。于是把明星阮玲玉照片换进相框，丈夫几天没有察觉，她揭穿后令丈夫大窘。

　　冰心与相知的友人有时也不无调侃，在梁实秋生日纪念册上题写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梁实秋最像一朵花，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尚需努力！”这些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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