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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全过程参加了冰心文学第2届研讨会，得以全面摸清了整个冰心研究的基本脉络,从而深深地感觉到：冰心研究涉及了我们整个现当代文学史的知识与制度问题，涉及了我们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以及思考进路问题，涉及了生活经验与审美经验的重新认识问题，涉及了现代汉语写作开拓我们的现代思维问题……等等。而这一届的冰心研究的学术研讨显然有着明显的转向和转机：一是冰心研究专家王炳根先生提出的非文本研究价值⑴，二是来自日本的诸位女学者提供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学调查的方法介入了冰心研究，假如说前者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的新思维，那么后者则提供了一种文学研究的新方法；三是青年才俊王侃先生的解构思维进入了冰心研究，同时提出了一个颇为尖锐却又发人深思的问题：冰心不应该进入现当代文学史，或者换句话说，冰心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使她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享有如此尊荣。实际上，王侃先生的见解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他也并非就像我们惯常所见的挖空心思仅仅为了发表“高论”，而是来自已渐渐式微却又余音袅袅的“重写文学史”的使命终结之前的顽强回声，是个体性觉醒之后的文化思想界仍然面临多重话语遮蔽而出现的重建知识主体的困难的曲折回响，比如就有刘再复先生等人对“重写文学史”的不满，并发问：过去的文学史把张爱玲、沈从文遗忘，重写的文学史就应该把“左联”、“十七年”文学排除出去吗？等等。在我看来，这显然并非表面上一般认为的对错问题或者是偏左或偏右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总是盲目地相信权威，总是在权威的阴影之下呼唤着一种总体性要求，尤其是在真正缺乏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逻辑认知的前提下，顺从于某种权力话语，或者某种历史必然性，就使我们自己的有效话语表达得无比困难。也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王侃先生自己的逻辑认知是应该获得赞赏并当给予坚定的理论支持的，因为：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宝贵基因可能便存在于这种属于个人的逻辑认知之中。
也便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得以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首先必须忠实于我个人的逻辑认知。然后，本文试图就冰心研究所可能涉及的有关知识与制度的问题、现代汉语写作开拓我们的现代思维问题并适当兼及对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进行重新认识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认真探讨，而对冰心研究的基本学术范式问题以及相关的种种思考进路问题，将在笔者今后陆续展开的冰心研究系列文章中展开。
一、我们的知识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
接着我们必须深入到我们身陷其中几乎不能自拔的本土语境之中。在做冰心研究的时候，显然不能忽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基本文学问题以及基本的文学事实：冰心研究的重大意义直指我们当下文学的现实状况以及文学精神的存在根基，历史选择了冰心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隐含了属于我们本土的一种逻辑必然性使然。
当我们重读冰心先生写作于1920年前后的一系列问题小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再次真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境遇。比如《两个家庭》比如《去国》，至今读来仍能读出忧愤深沉，尤其是至今知识分子命运没有多大改变，源头在于：语言制度始终不能得以改变。比如，我们的知识分子们至今充斥在各个“衙门”包括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高校”，要不整天计较于各种蝇头小利比如种种“待遇”之类，要不满足于在“核心期刊”发几篇文章就为了评个高级职称，或者混足了年头好歹有个“博导”头衔，要不就占据着某个“位置”以便“大名鼎鼎”：至于知识本身倒是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本末倒置地被搁于一边。这样，知识的毫无用处常常使学得了真正的知识掌握了真正的知识的知识分子，空有一腔豪情乃至报国之志，“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养精蓄锐的，满想着一回国，立刻要把中国旋转过来。谁知回国以后，政府只给他一名差遣员的缺，受了一月二百块钱无功的俸禄”，“这个时势，不游玩，不拼酒，还要做什么？难道英雄有用武之地么？”（《两个家庭》）上班除了喝茶聊天看报纸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我们还能干什么，我们还有多少事情可干？要干也只干自己的事情，或者借着公家的工具干自己的事情，还拿着国家的一份俸禄。当然也有为数不少不甘堕落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除了像《去国》的主人公英士那样理想破灭一身的心灰意冷“去国”，或者像韩少功先生回到乡下老家购田造屋、种菜莳苗，像人类学者、小说家潘年英那样对旧体制的彻底绝望宁可采取决裂的方式回到老家黔东南安心养牛，更有的老是把眼睛盯在“礼崩乐坏”上，比如寄希望于“革命”等等。却很少有人追问：我们为什么老是产生这样那样的换汤不换药的社会体制？为什么我们的无论新旧政体以及形成的种种社会控制，总是要扼杀个体性的生机？扼杀创造性的萌芽？扼杀种种个人存在的理由？扼杀知识追求与思想进步的可能性？除了隋唐科举以来的读书做官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毒害，而今甚至有人在看到世袭子弟纷纷当官的现实反而去对科举选拔人才制度褒扬有加，反而提出科举废除之后我们新兴学堂来不及为社会输送人才才导致了严重后果，就是不想想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知识制度的痼疾究竟在哪！恰恰是由于我们有着如此顽固而又柔韧阴性再生能力极强的种种知识制度，才怎么倒腾怎么造反怎么革命，最终导致的社会制度方式和社会控制方式如出一辙，根本就很少可能给个体生命与个体创造提供起码的环境和土壤。因此，“英士却拿着悲凉恳切的目光，看着芳士说：‘妹妹！我盼望等你回去时候的那个中国，不是我现在所遇见的这个中国，那就好了！’”重读到此，不能不悲从中来：这可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最低基准却又始终不得以实现的希望啊！
于是，出于冰心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所接受的教育，她对人生的思考就跟她的艺术一样早慧，人生的终极性问题很早就进入了冰心的艺术和思想，比如人生就是“虚空”（《超人》），比如宇宙就是“盲触”（《悟》）。尽管有论者王欣先生指出：这些所谓问题小说，不过是中学生作文——记叙文，而已⑵；也尽管有论者梁锡华指出：“冰心宗教信仰的驳杂：他们出身中上的书香之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大。他们甩不开沉重的儒释道包袱，而又接受多方的新知影响，以致本身的宗教信仰，显得驳杂支离”⑶。他们说的都对。但我更关心的是：经过了近一个百年，我们经历了种种跟文化有关的清算和洗礼（包括新文化运动、普罗文学、文学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我们的个人心性却几无多少改变，我们的文化结构乃至语言结构几乎雷打不动，因此：经过了一个百年，从上到下由左至右全面回归传统价值，几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知识分子的苦闷困惑彷徨无计与一个百年前几无多大区别，几乎所有的人生问题就跟当年冰心们所面对的毫无二致，于是终极价值、终极关怀以及种种人生终极性问题等等一度甚嚣尘上，仿佛我们一旦具备有终极意义就真的能够获得人生拯救似的。实际上，所谓终极性意义却未必有着惟一性：所谓上帝的终极，仍然还有道家的终极，以及佛家的终极，即便是原教旨，谈的仍然是终极性的事情。一如茅盾先生在《冰心论》中所云：“一个人的思想被她的生活经验所决定，外来的思想没有‘适宜的土壤’不会发芽。”⑷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就是虚无精神：上帝即虚无。“决不允许制造偶像”，它却又无处不在。存在也即虚无——在谈论生存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说过大意如此的话：筹划中的此在虽然也把将来看作先于当下，但将来的大限是死亡，此乃向死而在。因而此在的此时性便获得了存在的绝对意义，也就是突出了此在作为非确定的可能性本身，就是瞬间生成着的，即是领悟着去蔽着筹划着的创造个体。所以它是用终有一死的将来抗拒敞开过去的绵延与遮蔽，为的是实现此在当下瞬时的生命活力使人成为一个自主自决的真实存在，而不是将来即过去亦即传统理性决定的摹本和影子：沉沦……“道”本来也应该是虚无，我们的先人却又把它彻底地“沉沦”化了，因为终于把它跟“天”挂在了一起，跟“气”连接在了一起：所谓天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气，云云。这样一来，一方面直接导致知识不是指向虚无，而是指向无用，然后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实用；另一方面，知识直接跟天命天道形成必然的联系，回过头来直接对具体的个人自由（比如思考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等等）进行种种限制和管制。尽管作为具体的个人，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总是随时随地地要面临自身的“界限状况”（死亡、苦难、斗争和罪过等），面对孤独的自我，那么人生的困惑便自然而然地接踵而来：人与人的交流中断之后，建立人与神的交流。西方人面对虚无时即便是感到知识论哲学的不可依托，也仍然要面对上帝的真，一种精神层面上的“怕”，一种个体精神裂伤意义上的“爱”，一种无辜的负疚，一种深刻的忏悔和自我反思并获得自我拯救的可能。我们呢？面对的存在几千年始终是“圣人”如何如何，然后就是“圣人一出，天下归心”，一个怎么都动摇不得的分疆封吏的官场结构性存在；个人面临的人生困惑或者摆脱困境就是把身心交付自然，自然而然的回归自然的心灵所谓“自由”，然后即便是身在“民间”心也一定是在“庙堂”，因此只要条件许可就是一定要把自身的身体“奉献”出去的：奉献给自以为可以委身的“庙堂”的。这样，我们就不能不从根本上缺乏了真信仰也就缺失了真精神，更遑论知识信仰与科学精神！也即从这个意义上说，冰心先生的个体立场，即便迥异于她同时代的那些思想大师、知识精英、革命者、文化领袖们——因为她痛感人类社会“制度已定，阶级已深，自私和自利”，“当面输心背面笑，翻手作云覆手雨”⑸，由此产生烦闷愁苦、悲观厌世甚至走向自杀，她以为“如是种种，均由不爱而来”，因此她反复陈述了“爱的哲学”，以带有宗教底蕴的“自然”和“母亲”证明宇宙人生之爱，等等——也仍然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国人特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出于我们自身的人文文化传统以及古代汉语言撒播的乐感文化造就的人文主体，即便是接受了西化教育接受了基督教精神接受了种种新学新知，就像现代汉语言改造现实的主流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普罗文学一样，常常成了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或者拿着手电筒专门照别人，就是不照自己。因此冰心的“爱的哲学”一如众多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既能找出基督教精神，又能找到佛家思想（如《春水》第一百三十九首：这奔涌的心潮/只索倩《楞严》来壅塞了/无力的人呵！/究竟会悟到空不空么？），又能找到道家的旨趣，比如小说《海上》《月光》以及众多的诗歌与散文之中，当然后者有更多的泰戈尔痕迹，当然还有卢梭等的自然观：在我看来其所接受的影响更亲近于泰戈尔，卢梭的自然法基础显然并没有为冰心所吸取，所谓浪漫主义的泛神论仍然是基于深厚的东方人文性基础。而儒教经典教义的形象显现更是触目皆是，就像辜鸿铭老先生所曾指出的那样：西方人要人们爱上帝必先要爱其牧师，中国人要人们爱皇帝必要先爱其父母。冰心的“母亲之爱”[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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