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双方也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未被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中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措辞，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关于中苏边界谈判问题，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所谓谈判中的“文斗”，至今令人难忘。

　　在谈判桌上，双方针锋相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我们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 ”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进行“聋子对话”，有意“拖延”、“封杀”谈判。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还有一次，苏方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可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 “健康力量”。我方认为，苏方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鉴于此，我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从上述点滴花絮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马拉松谈判不仅时间拖得长，而且争论的热度异常，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文斗”。

　　两国关系的重要拐点

　　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靠近我国的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

　　邓小平很快觉察到勃氏讲话中所传递的信息，要求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 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召开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表了一个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注意到”这三个字，表明中方也有意调整对苏关系。随后，小平同志指示，要采取大的行动，派特使到莫斯科，向苏方传递有关消除障碍的信息，争取两国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有意思的是，长期与中方谈判吵架的伊利切夫副外长，开始时并未听懂中方信息中的弦外之音。而俄外交部主管司长贾丕才这个 “中国通”则比较敏锐，发现里面有“新东西”，表示要报告最高领导。就这样，双方达成协议，1982年10月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

　　四年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启打开大门。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特意跑到远东海参崴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中国考虑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中方对此讲话给予积极评价，并提出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建议。

　　这样，1987年2月双方重新开始了边界谈判。第三次谈判气氛与前两次的情况大不相同，双方都总结吸取了经验教训，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精神，同意以条约为基础，平心静气地具体讨论解决边界线走向问题，并取得积极进展。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也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

　　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应邀访华。双方郑重宣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经历了十年友好结盟、十年论战恶化、十年缓和改善之后，中苏两国重新结好，这是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

　　平稳顺利实现历史性过渡

　　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柏林墙倒塌，一个超级大国消亡，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但中苏关系正常化时双方达成的重要协议依然有效，并成为新型中俄关系的原则基础。

　　19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职务之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恰好到达莫斯科，准备与俄罗斯等苏联新独立国家商谈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这并非偶然的巧合。

　　早在此一年多以前，苏联内部的离心独立倾向已露端倪。在变幻莫测的复杂形势下，根据中央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做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