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凡纳利 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土耳其

　　李凡纳利是土耳其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位音乐家。他的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于2002年出版至今，已在全世界出版、再版53次以上，并因为改编成了电影而广为人知。最近，这本小说有了中文版，而作家本人也因此出现在了北京。6月17日，本报记者专访了李凡纳利。

　　- 作家简介

　　O.Z.李凡纳利，1946年生于土耳其，1971年在一场政变中被投入军事监狱，后流亡欧洲八年，于1984年回到土耳其。1995年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2002-2007年出任土耳其国会议员，他是发起土耳其-库尔德和平运动的先驱之一，2009年，获得土耳其奥尔罕·凯马尔文学奖。

　　谈文化 复杂的土耳其不可解释

　　最初，李凡纳利是土耳其安卡拉的一位出版商。1971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出版社倒闭了，李凡纳利也被投进了监狱。一下子失去了与书的联系很不习惯，李凡纳利因而开始了写故事。他就这样一直写了下来。

　　出狱后，等着李凡纳利的是8年的流亡生活：从瑞典到法国，再到德国。现在回想，作家认为流亡也有其收获：通过接触不同民族与国家，了解不同人的想法，能让自己变得更加“世界化”。

　　现实里的通感，也体现在了写作上：李凡纳利说，他写小说，脑子里有时就会出现电影画面。他的书也确实一再与电影有缘：早期的小说《炼狱中的孩子》先由瑞典和德国电视台拍成片子；第六部小说《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则先后登上了大银幕和电视屏幕，李凡纳利自己还给电影写了配乐。

　　李凡纳利 1993年就来看过中国，但他创作于2002年的《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则是他第一本拥有简体中文版的作品。李凡纳利这次来到北京，作家邱华栋对他说，自己数得出的土耳其作家，除了帕慕克，也就只有写下了《瘦子麦麦德》的凯马尔了。当李凡纳利表示，今年已85岁的凯马尔是“土耳其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时，我们都很容易就将作家视为了“土耳其文化使者”，在场者向他提出了从地理、历史到旅行路线的各种问题。

　　此时，李凡纳利作为土耳其人，相较于李凡纳利是位作家、音乐家、导演，都要更显眼一些。这显然不光是在中国遇到的情形。在美国的一次采访上，李凡纳利说起了一个段子：一天一位学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走向当时已经失明了的博尔赫斯问，“你是博尔赫斯吗？”博尔赫斯回答：“有时候吧！”

　　于是，李凡纳利开始解释土耳其不可解释的复杂性。在他眼中，土耳其最大的特点是“东西方连接在一起：从东部过来的人，会发现土耳其是从西边开始的；从西边而来的人，则会觉得土耳其从东方开始”。他说文化太多，区域、生活的差别令人目眩。他觉得帕慕克笔下的伊斯坦布尔趋向于宁静，但他笔下的伊斯坦布尔“能令人发狂”。

　　如果去土耳其旅行，李凡纳利建议大家“一定要走出伊斯坦布尔，去看既有希腊也有古罗马文化遗迹，还有留着基督教萌芽痕迹的另一个土耳其”。

　　在书中，李凡纳利借其中的角色“教授”之口，表达了不少他自己对于土耳其迅速城市化而缺乏沉淀的担忧。对着媒体，他提起1938年的土耳其80%是农村人口，“而现在80%是城市人口”。期间城市的发展速度极快，现在能看到由不同文化背景组成的社会阶层，但在此间“人们容易失去方向感”。

　　李凡纳利说，生活在凯马尔年轻时代的人们都记得，经常能在一天里感受到时代变迁：“在一天里他们就发现文字改变了；过了一天又发现服饰打扮也变了”。他举例：比如有一次在一天之内，法律上就加上了一条“民众一定要穿西式服装”。可是在那一天以前，土耳其老百姓都没见过西方的帽子长什么样，所以大街上到处能看到人们慌张地左问右问，“到处找帽子。”李凡纳利也提到，这样突兀的社会变化，让宗教派人士很不适应，“因而产生的一些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

　　谈作品 帮孩子们“寻找幸福”

　　土耳其人到底是谁，是穆斯林、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李凡纳利说不清楚。但提起这些年申请进入欧盟的土耳其来，作家认为，作为游牧民族的土耳其人，似乎最初从中亚慢慢往西迁徙开始，就“出于本能”地一直朝着西方走。

　　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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