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土耳其，轻易可见农村与城市共处一地。体现在文学上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土耳其有专门写农村或城市主题的作家，李凡纳利则是带头打破这种模式、写农村也写城市的先锋。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的英文书名就叫《幸福》。李凡纳利补充说，其实这书也可以叫《寻找幸福》，因为书里三个人：玛丽、西玛尔和教授，都需要去寻找幸福。

　　很多读者和媒体读过小说以后，第一感觉就是“教授”即李凡纳利本人。但作家说，书里的“教授”原本应是个勤恳治学的学者，却选择放弃了原来的生活，投奔自己不爱的有钱女人，接受一个更物质但空虚的世界。对李凡纳利而言，幸福没有概念，完全是一种精神状态，他认为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真爱。

　　要在书中找一个最接近自己的人，李凡纳利说，他就是那个备受欺凌的小女孩儿“玛丽”。“‘玛丽’一开始作为受偏见的群体出现：先被家人强暴，又要被家人杀害。她虽然在故事刚开始时是最柔弱的角色，但最终她出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慢慢地，她的内心强大了起来，甚至超越了另外两个男孩的力量。”小说虽然缺少一个“结局”，但“玛丽”无疑是三个人里最接近幸福的。这部小说在2007年被拍成电影之后，还上了土耳其的电视，很多人就是通过电视知道了这部书，不少女孩子因为这本书而改变了观念。

　　谈社会 女性地位代表社会发展水平

　　动笔写这部小说以前，李凡纳利一直在一份土耳其的官方报纸上写专栏。天天目睹现实中的不公和无奈，他渐渐就希望要把这些问题，通过小说体现出来。而选择让三个原本没有任何交点也毫不相似的人，最终相遇到了一起，李凡纳利表示，“混搭”是自己喜欢的写作方式：他就是要让在现实中很难相聚在一起的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碰撞在一起。

　　书里写到了土耳其部分地区的男性，以维护家族荣誉为名，对女性进行残害的“荣誉谋杀”事件。但书里并没有让任何一项“荣誉谋杀”得逞，李凡纳利说，因为他不想在自己的书里杀死任何一个人。

　　李凡纳利告知，在今天土耳其以男性为主导的东南部农村地区，这种“荣誉谋杀”行为依然存在。“他们让女孩子保持清白，于是要把她们的身子和头部包裹起来，他们也视之为维护男人尊严的方法。”李凡纳利认为这是“世上最大的罪行”。而在《伊斯坦布尔的幸福》中，“教授”说过这么一句：正是土耳其普遍施行割礼，“造成男性对女性又崇拜又歧视”。

　　李凡纳利认为，随着教育的发展、社会阶层的变化，女性的地位会提高。《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最后留出了一个开放的结局，李凡纳利表示，假如写一本续集，有一点是肯定的：书里最成功的还是女孩玛丽。因为他想表达：在土耳其和世界上很多地方，女性的地位都在逐步提高。

　　曾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亲善大使的李凡纳利，在翻看各国资料时接触到不少指向女性的各种暴力，他认为：“看一个地方的社会发展水平高低，只要看这个地方的女性地位如何就行了。”

　　谈足球

　　不喜欢看世界杯

　　谈到最近火热的世界杯，李凡纳利说他不喜欢看球，这跟一般土耳其男人是不一样的，98%的土耳其男人在家看足球，他们的老婆会很无聊，但在他们家没有这个情况。还有一个原因也许更直接：他觉得看球的人太容易激动了，容易激起民族情绪，人们为此组成一个个团体，甚至可能会因为比赛而导致谋杀。

　　这个想法大概和作家的政治经历有关。李凡纳利曾在2002年被推举为土耳其国会议员，但他不喜欢别人叫他政治家，也没把那看成是文学介入社会事务的胜利。他说那是“被民众推上去”的，当时的老百姓希望他能给政界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在当国会议员期间，李凡纳利发现“所有搞政治的人更关心自己而不是群众 ”，他的人生观因而受到了震荡，并因此在2007年放弃了政治生涯。“一种名字，前面带着头衔，但拿掉了头衔就什么都不是了。不带头衔的名字更重要，因为有持续性。”

　　李凡纳利认为，文学和音乐的力量远远超过政治，这在全世界都一样。“在流淌的河里，逐渐形成了人类。文学艺术日积月累，就逐渐对政治产生影响。因为无论是哪一种语言，上帝都需要一个角落，去写下它的名字”。

　　有人给他写过传记，起名为《最后的诗人》。李凡纳利问过传记作者为什么起这个书名，作者的回答是，在李凡纳利成长和生活的时代，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