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片面地理解资本和权力”

　　事实上，贾樟柯强调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正是目前媒体对《海上传奇》“N种质疑”中最为尖锐的一个。在很多人眼里，这部电影与世博会、官方扯到一起，是与以往“贾樟柯”最相左的刺眼标识。在1999年，贾樟柯因《小武》曾被以违规参赛下达禁拍令，直到五年后才获得解禁。

　　而在他看来，《海上传奇》对一些历史“有很大颠覆呈现”，比较“大胆和敏感”。在该片于5月亮相戛纳电影节后，坊间曾有影片因频频触及敏感问题而被禁的传闻，但影片仍能进入暑期档，人们不禁揣测，是这部片子的“官方背景”让贾樟柯得到了足够多的“自由度”。

　　贾樟柯最近几年才开始给人跟资本、官方接触的印象。当年《小武》被禁，由此进入黑名单，并牵累了《站台》《任逍遥》。

　　他解禁后的作品《世界》和《三峡好人》，出品方都是上影厂。

　　据贾樟柯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提出《海上传奇》具体拍摄动议的是上影厂，在2006、2007年前后、上海进入申办世博准备期时，上影厂总裁任仲伦给贾樟柯打了个电话，提出想在世博时推出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他问贾手头有没有什么关于上海的题材，贾樟柯搜集过大量上海的历史资料，正好想拍一个这方面的影片，双方一拍即合。

　　总投资达1000多万的《海上传奇》由上影厂组织、并作为第一投资方介入；此外，资方还包括贾樟柯自己的公司和另外三家影视公司。贾樟柯认为《海上传奇》“完全不是一个官方的东西”，他认为，所谓带有官方色彩是说，“完全是官方资本、官方的渠道，而且传达官方的意志。”而上影厂对他唯一的要求是题材必须关于上海，其他没有任何限制。

　　《海上传奇》与上影厂的合作很曲折。最早贾樟柯联系了侯孝贤、是枝裕和、阿塞耶斯等知名导演，邀请每人各选一个角度拍摄上海。包括他自己在内，很多人都已经有了清晰的构思。

　　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施下去，而后，《海上传奇》口述历史的形式才慢慢形成，接下来的拍摄和审查过程也相当顺利。崔永元最近推出的纪录片《我的抗战》也是口述历史，相比之下，贾樟柯觉得“自己喜欢的、觉得应该出现在电影里的，都出现了”。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自己不会因为上影厂的投资而在拍摄中进行“自我审查”，也没有就“能拍与否”咨询过上影厂，“采访时不会考虑这个人物能播还是不能播。纪录片是很灵活的，想拍什么、能拍到什么程度,连我自己都不清楚。”

　　这位曾被禁了5年的导演认为，电影“顺利通过并且公演，《海上传奇》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了”。

　　最近这些年，贾樟柯似乎更多地在强调，不应该简单片面地去理解资本，或者片面地对待官方和权力。这些言论也引来不少质疑。在《海上传奇》之前，质疑还来自于包含大量品牌服装镜头的《无用》和由同名楼盘开发商投资拍摄的《24城记》。

　　“没有世博就没有公共资源来支持我拍这个电影。中国的确处在一种剧变里，如果在一个严格、正常、平稳的社会里，谁去投钱拍一个城市的口述历史？”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4城记》也跟现在活跃的经济变革有关系，有人愿意投钱拍这样的东西。”

　　“现实很焦灼”

　　无论如何，这部借世博会东风拍摄的《海上传奇》让越来越多的主流话语和人群注意到贾樟柯。在人们印象里，属于贾樟柯的符号一直不是主流，而是底层、边缘、拒绝明星、批判性强。

　　他却很讨厌这种印象，因为“一符号就简单化了”。从《24城记》邀请陈冲等明星参演，到《海上传奇》以名流为访问重心，他的片子也的确在实践“去符号化”。

　　至于自己关注的东西是否不再边缘，贾樟柯将其归结为社会的整体变化。“主流文化本身也在变革，2003、2004年以后，它能够容纳的话语空间逐渐大了。并不是说我们关心的东西改变了，而是整个社会关心的东西都在去意识化。”

　　事实上，贾樟柯最早感兴趣的也并不是类似《小武》的底层题材影片。他从1994年学生时代起，他一直在考虑和积累的是1927年大革命等一些历史性题材影片。“说起来很多人不相信，除了《站台》，我的9部长片里有8部是即兴创作的计划外产品。我在学校里就开始长期酝酿的电影从来就没拍过。包括1927年革命、《双雄会》，以及接下来要拍的《在清朝》。”贾樟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