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原主任张喜武于4月17日被发现自杀于家中，原因系经济问题。张喜武自杀前曾因为经济问题接受调查，并主动退回了赃款。据悉，此前，福建一家企业曾向张喜武行贿5万元，在该企业因其他经济问题被当地警方调查的过程中，张喜武案被连带查出。张喜武承认了受贿一事，同时，他还主动交代了福建一个地方畜牧局也曾向其行贿9000元的事实。”（5月15日《广州日报》）
　　
　　受贿不到6万元,，且主动退回赃款，并主动交代了其它问题，考虑到这些情节，如果判刑的话也就是二、三年的事，而张喜武却携妻自杀，让人再感到痛恨的同时也存在一丝惋惜，毕竟他还不算大奸大恶之人，尚存羞耻之心，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
　　
　　由此我们联想到另一位贪官，安徽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贪污受贿620万元，法庭在一审中以受贿罪判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法庭宣判后，陈世礼不服，连写三个冤字，表示坚决上诉。从这些年贪官的落马统计来看，因不能承受精神压力，选择自杀的多是级别较低、贪污数额较小的官员；而那些动辄贪污受贿百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部级、厅级官员却很少选择以死谢罪天下，他们或百般抵赖不肯认罪；或不停上诉以示冤枉；或是异想天开指望有人保他，全然没有小官小吏的真性情，个中原由虽不得而知，但我想可能是级别越高，心理承受力越大吧。
　　
　　在战争时期，我党为了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汉奸、卖国贼采取“首恶必惩、胁从不究”的政策，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国家出力；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资产阶级也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保住了民族工业的一丝血脉；而刑法中主犯、从犯量刑的不同，不仅体现法律的人性化，更大大增强了罪犯自首的可能。那么对腐败分子我们是否也可以区别对待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对腐败采取“零容忍”，从而给腐败分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政府应因势利导，加强教育和引导，鼓励那些在腐败道路上走的还不远的官员主动自首，向人民坦白，政府在政策上也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不仅可以减轻反腐败斗争的压力，对干部来说也是一种挽救。
　　
　　另一方面，对那些自甘堕落、拒不认罪的奸恶之徒进行彻查严办，不但要让他疼还要痛彻心肺，甚至付出死亡的代价。也只有这样，通过挽救一部分，惩治一部分，才能使腐败势头得以遏制，那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方法，不但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从贪官的自杀和喊冤，可以看出同是贪官，却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查处他们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才能事半而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