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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简单：我们的文化根本就没有什么变化，以前是太监文化，现在还是太监文化!
且看那些执掌文化霸权的所谓知识分子是怎么说怎么做的，我们就知道这样的结论是多么令人信服又是多么叫人绝望啊!
如今，已掌握了历史支配权利的知青们全部进入了对往事的流连忘返之中，他们高唱青春不悔，从不认为他们有什么过错，他们只是被欺骗了，他们的理想和革命激情是不能被抹杀的。他们用苦难换取了王冠。现在的一代人如果看了他们的书很可能把那个恐怖荒唐的年代当成一个英雄辈出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年代。-------谁能保证历史不再重演如昨？作为群体的历史支柱，知青一代人是这样令人恶心失望，作为个人而其实负载着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偶像认同的文化重镇们则更令人呕吐。巴金是第一个呼吁要说真话的人，但这种呼吁并不能保证他就敢对历史说真话，他的所谓讲真话的>也没有几句有份量的真话------他可敢将矛头直指罪魁祸首？他的自我解剖可到了挖心剖腹的地步？他是否有足够的良知与勇气发现中国文化是以王权为归依的太监文化，而他也是这个时代一个可耻的太监？没有!徐迟就曾指责他没讲几句真话，倒是他的呼吁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而这才是最主要的。萧乾说，人应多说真话，少说假话，如此圆滑，如此退路无穷，也难怪他一生八面玲珑。到老抬轿子的人并不止于他们。钱钟书呢？他和许多别有用心的人彼此心照不宣的将自己塑成了一尊神像，却从没听他对文革的黑暗，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怯懦有丝毫的反思与忏悔。钱钟书的学术有多少份量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什么时候学术能够离开有良心有勇气，敢于与不义作战的思想呢？钱钟书的沉默为自己营造了一件神秘的外衣，这件可以说是刻意裁剪的外衣让他成为了当代最宽容最淡泊的圣人。然而，伟大的萨特却义正辞严的指出，面对不义，任何沉默都是怯懦的可耻的------钱钟书的学术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一个罪恶的年代里集体阳萎的历史见证。如今，钱钟书已死，然而，他的学术却将他永远的钉在了太监文化的耻辱柱上------在中国，在一切都以王权为归依的中国，作为最高人格典范的圣人，实际上是王权最为倚重的太监------对国学有着深刻了解的钱钟书如何连这也没有考虑到呢？可见其实在没有多少自知之明，如此而已。季羡林到了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似乎愈发信心十足了，他老人家的国学精髓是什么呢？无非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面对不义，要宽容一点，高姿态一点。这些老一辈的太监文化的旗手们毕竟是昨日黄花了，他们或则已死，或则离死不远，而中青年的太监们则更以攻击性的姿态出现。多年前，王蒙就公然宣称要躲避崇高，王朔则叫嚣我是流氓我怕谁，刘心武满脸的揶揄：一个鲁迅就够了，要那么多鲁迅干什么，我们应该活得轻松一些。至于更年青的一代，甚至更更年青的一代，他们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正在拼命的钻营，不择手段，一切只为了做一个高级太监。
的确，做太监，生活是轻松的，只要你肯低下头颅，只要你肯跪下双膝，你怎么样都行。
还要列举多少呢？我们可有丝毫改变？没有。过去是太监们拉着车头，现在依旧是，虽然面目更换了，骨子里却是一律。
历史就这样在浮华的繁荣，惊人的眼花缭乱与空前的新鲜中重复着相同的故事-----苦难而无声的故事，无耻而叫嚣的故事，下贱而自以为高贵的故事。时代在华丽时髦的
外衣下依旧搏动着太监变态且萎缩的心脏。
就这样，于我，历史和现实合而为一，我读着眼前正在活色生香上演的历史，看到的
却始终只是百年前太监们拉着机车前行的情景------我知道自己实在是一点也不明智，但我诅咒各种各样的循环，诅咒形形色色的邪恶、不义、不公，诅咒一切虚假的繁荣与苦难中的歌声。我更诅咒这令我倍感绝望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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