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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子掩其父”，在封建时代是大逆不道，不符合“善则归亲”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原则，该当问罪。不过，也有特例，令封建王朝也没奈何的特例——都江堰二王庙中的偶像，至少一千多年中一直是“子掩其父”格局。子乃二郎，其神长期雄踞主殿，血食甚隆；父乃李冰，其神长期偏殿配享，香火次之。此种格局，下限在文革初期，其时父子神像俱毁，泥胎灰飞烟灭。1972年重塑“革命现代李冰”，一改千年传统，将父亲塑于正殿，儿子塑于偏殿，今已毁，二王庙内，只有一王了。1972年所塑“李冰”，受文革思潮影响，并无王者之相，无官帽，更无金身龙床冕旒之属，俨然凡人，哪有帝王威福？按当今观念，那些穿高级衣冠，进口名牌的款、腕，假如来到这穿着粗布衣服的“王者”面前，必然产生疑虑：当王的穿着这么穷酸，谁还愿削尖脑袋去争官，争王？
话说回来，“子掩其父”格局的上限在于何时呢？这似乎是个谜。但从史料中零星可觅其旁证。早在唐代，二郎神已名声大振。全国各地，多有二郎神庙；二郎神的英雄业迹，也各地多有。当然，其中不乏有封建官僚、好事文人的拉名人以炫耀乡里，因为在封建时代，国家级神人故里，七品官按五品待遇，皇粮国课征收减半，秀才举人名额增加，故里父母官还可随朝廷大官参与祭典，披红戴彩，耀祖光宗。而正宗二郎神故里，是在都江堰。因为封建时代，京中大官，省级大官，都要亲自到都江堰二郎庙致祭。清代四川总督骆秉璋前来祭奠时，见儿子雄踞大殿，父亲屈居偏殿，脸上不悦道：“子掩其父，得无紊欤？”当然，他无力扭转这上千年根深蒂固的民间信仰。他应当顿悟：“儿子”并不姓李、何来“子掩其父”的矛盾。
儿不姓李，古有其说。一曰姓杨，《西游记》中擒获孙大圣的“灌口二郎”是也（灌口即今都江堰市）；二曰姓赵，为隋嘉州太守赵昱是也。赵昱也曾斗龙斩蛟，为梅山七圣之首。而文革前二王庙大殿上二郎神像，全然是《西游记》中杨二郎形象，《劈山救母》中杨二郎形象。为三只眼，且有三尖两刃刀及哮天犬立于大殿左右两侧。盛唐有词牌名《二郎神》唱遍神洲；五代前蜀王王衍出巡，仪仗辉煌，前呼后拥，百姓见之，说是灌口二郎下凡。北宋初年青城王小波、李顺起义，李妆扮成二郎神，大得民间信仰，一呼百应。北宋永康军（今都江堰市）迎神赛会，百姓宰羊数万头以敬二郎神，郡政府仅靠征收宰羊税，就足够一年财政开支。长期以来，民间的二郎神多次被企图纳入官方模式，（例如二郎李冰多次被官方封一长串王号等）而民间的二郎神又每每挣脱官方的纳入。于是有姓杨姓赵姓李之说，又有二郎即李冰之说。诸说究竟何是何非，或者都是都非，其中大有明堂。
〈二〉
姓李说在民间得不到理睬与认同，只在一部分士大夫中有小范围的市场。
二王庙原先称作二郎庙。元末才改称二王庙。二王即二郎神和李冰。 在二郎庙对面，是中国道教的发源地和经久不衰的道教中心——青城山。道教所奉的重要神祗之一，即清源妙道真君二郎神。在都江堰之侧的赵公山，即赵昱（二郎神）白日飞升，隐居修道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的“遣迹”。北宋初叶，宋真宗好道，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宋徽宗时又封。元人杂剧《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中二郎神出场道白有：
“吾神姓赵名昱，字从道……我亲自仗剑入水，斩其健蛟，收了眉山七圣，骑白马白日飞升，灌口人民与吾神立庙……
朱熹《朱子语类》说：“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梓潼即梓潼帝君，又名文昌帝君，也是道教所奉之神。而二郎神之信仰，因其能以泉水为民治百病，能斩蛟擒龙，变水患为水利，能主持正义，抑恶扬善，捉妖降魔，更在梓潼之上。从今存于灌口二郎庙内木壁镌刻的陆游〈〈灌口神君歌〉〉的描述看，二郎神全然为道家尊神。
道教之所以在都江堰发祥，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及群众基础的。汉末张道陵在此化符水为民治病，发展五斗米道教徒的时间，与民间对二郎产生崇拜的时间，十分接近。其时宦官专制，腐败盛行，远离宦官专制中心的西僻之蜀，民风古朴，信仰自由。如果说儒教是在朝的教，则道教是在野的教，更得广大非儒生的无文化的下层劳动人民的信仰。由于道教在都江堰道徒众多，群众基础甚广，所以，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朝庭，对之也另眼相看。唐太宗时，青城山道教与佛教发生地盘之争。结果唐太宗御笔亲自批示，使道教获胜，佛教寺庙迁出青城山以外地方。佛教儒教，在这都江堰地区的信仰，都不及道教。虽然儒教在全国范畴看，是占统治阶级指导地位的教，但因科举，因熟读儒家之书而入官场的官，比之于广大黔首，毕竟是少数，少数为官者信仰儒教而多数为民者信仰道教，为官者中，也有不读书（儒经）而从其他门道进入官场者，并不信儒教，也有表面上假奉儒教而实际并无信仰者，也有背叛儒教而改信道教者，如隐居青城山的前官吏杜光庭、范长生、张俞等。
青城山上清宫内有一匾，大书“李实孔师”，既有崇道抑儒一面，又有与官方意识形态拉关系套近乎的一面。孔子政治主张难以实现，想乘桴逃往海外，海外没去成，转而好道，全力研究易经。孔子想不到，在他死后几百年，神州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会让儒教成为官方倡导的信仰。然而，中国哲学骨子里是以老子为核心思想的道家的哲学。这是漫长专制统治的必然结果，故道教在民间的信仰比儒教大得多。在道教中心都江堰，道教对儒教，更是产生着碰撞、争斗与排斥。大多时是道胜儒败，有时则呈胶着状态融糅合流。生于儒教之乡山东的诸葛亮，来到产生道教的川西，竞脱去儒服常穿道袍，常摇道家之鹅毛扇，并学道妆神，不正是因为道教大得西蜀民间信仰，大得全国民间信仰之故么？
〈三〉
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如日中则仄，开始走下坡路。这就导致人们特别是隐居之士对道教的信仰呈上升趋势。现实的黑暗腐败，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在道教中寻求精神抚慰与避风港，在道教神祗身上寄托保护、帮助和拯救的希望。唐季五代北宋，随着《二郎神》曲唱遍神洲，二郎神名声大震，几乎家喻户晓，无不谟拜。《宋史》载：北宋徽宗政和七年诏修神保观（观为道家庙宇），俗所云二郎神者，京师之倾城男女，负土以献，不知何神。”首都如此，全国各地当然仿效。故道教之二郎神，能割剧两川，并向全国发展。
道家神祗二郎神的大得民间信仰，引起了坚持不语怪力乱神原则的荐绅先生的不安与疑虑，并开始了将二郎纳入正史有名的李冰名下的努力。《朱子语类》言：“蜀中灌口二郎神，当时是李冰，因开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第二儿子出来。”
对于儒教士大夫倡言的二郎姓李说，道教和广大无文化的劳动人民，进行大力的对抗与反击，大力炮制二郎姓赵姓杨说并大力宣传传颂，以消极抵抗二郎姓李说。这样，自南宋起，无名无姓史志无征的二郎，出现了姓李姓赵姓杨三说并存局面，愈炒愈热，热闹非凡，为二郎进一步盖过李冰，推波助澜。
《龙城录》言，二郎（赵昱）隐青城山修道。唐太宗封其为神勇大将军，庙食灌口。唐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青城山有赤城阁），又封显应候，昱斩蛟时，年二十六。“《川主三神合传》言：“二郎托名赵道士，宋真宗加封为川主清源妙道真君。道书《灌江备考》言：”二郎为蚕丛之后，故额上有一纵目。”今都江堰旁赵公山，即赵公（昱）隐居处。赵公山麓的王婆岩，即二郎神擒获孽龙处。
神州各地上演的元人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灌口二郎神唱道“不周山戮破天吴，曾把共工试太阿（言斩水怪治水）；谁教有穷能射日，某高担五岳逐金乌。”（都江堰有民间故事《二郎担山赶太阳》）“小圣灌口二郎是也……看了些日月盈亏，山河变迁，灌口把威施，天涯将姓显！”（今二郎庙大殿右下侧“威应刹那“斗大四字，乃颂扬二郎神威）二郎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榜》、《劈山救母》、《聊斋》、《宝莲灯》《搜神记》《警世通言》……中更是威力无比，大得神洲广大下层百姓的信仰。以上所举具有种种神威的二郎神，均为杨姓。
随着封建王朝的日益腐败，道教和民间的姓赵姓杨说，大大得势，并从而促进二郎神在民间之信仰，再上新台阶。《王圻绩考》载,元至顺元年，川抚某只请封二郎，不言李冰。清道光时，川抚请改二郎庙为李冰庙，以二郎配享，被中央驳回道：“以前代祭（二郎）典，相沿已久，不易轻于变更。”清巡抚宪德请加二郎封号而不言及李冰。可见无限信仰二郎乃民心所向。官府也不得不顺应民心，以合潮流。因此,二郎神雄踞大殿的格局,千年不变,至今不变
民心不可违，谁也不敢下令百姓在“父”的香火上加大力度而减少“子”的香火. 宋代,二郎神又被官方封为显英王.今青城后山味江村尚存显英王摩崖石刻像,像右侧有石刻哮天神犬.上方石刻扶桑帝.神龛两侧有石刻楹联:东望扶桑帝,西蜀显英王.据石刻文字记载,该神龛刻于清同治元年壬戌(公元1862年)此外,都江堰北侧的灵岩山上也有石刻二郎神像,在黑风洞旁.在今都江堰天马乡,尚存有二郎神担山赶太阳留下的遗迹----童子山.
〈四〉
都江堰，是古蜀国本土文明的源头与见证，都江堰旁曾经有过的望帝词，是古蜀人民图腾崇拜的祭坛。古望帝，是蜀人长久寄托哀思、维持和发扬蜀文化的一个高标与载体，南朝萧齐明帝建武四年（公元497年）。因二郎神在民间的信仰大超望帝,益州剌使刘季连乃将望帝祠迁往郫县，望帝祠原址改名崇德庙（今二郎庙）改祀二郎神与李冰。按应劭《风俗通》所言，李冰者，秦王灭蜀后60年所派出之特派员也，代表秦国入主蜀国的最高军政长官也，为操秦腔唱秦调敲秦缶，喜吃老陈醋羊肉泡馍之秦客也。而望帝杜宇者，古蜀国国王也，为土生土长，吃麻辣烫、说川话唱川腔的蜀国本地人也。秦王输入的异国文化，与古蜀国的本土文化发生撞击，发生异化。但是，以武力开道的秦文化，并未使本土蜀文化断根。正如以武力开道的满人没有征服汉文化一样。年年岁岁，杜鹃花开之际，杜鹃鸟啼之际，这古蜀[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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