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袭以文锦，安知又不为他人之取乎？苟或败坏，千古埋没，今特录置于稿，则又传递一番，彰者众矣，亦慊收藏者之情。”（《七修类稿》）揭汯、胡翰的题跋今已不见，现录王袆的题跋于下，以见其时人对宋、戴两人十首唱和诗的看法：
古诗二十首，前十首戴君叔能以寄宋君景濂，后十首则景濂以答叔能者也。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十年以来，学士大夫往往诎于世故之艰难，溺于俗尚之鄙陋，其见诸诗，大抵感伤之言，委靡而气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尔雅之音遂无复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是诗之倡酬，盖仿于苏、李，譬犹律品之相宣，规矩之互用。然其为言，或务简善，而其思远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鲍、谢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讬物连类，抚事兴怀，则又俱有陈子昂、朱元晦《感兴》之遗音焉。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吾读二君之作，于是有慨夫古诗之绪未终绝也。孔子曰：“诗可以观。”读乎其诗，则其所可观者可得而见矣。［1］2570
当朱元璋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后，戴良意识到朱元璋下一个目标将会是张士诚。宋濂就在朱元璋的那一方，可以想见到时将会有怎样的尴尬。故戴良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即避兵至四明（今宁波）。同年秋，又附舟北上，径奔元主。因兵阻滞留山东，戴良趁机欲寻访齐鲁间的豪杰之士，但卒无所遇。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军队攻破苏州，张士诚被俘自缢，宣告了大周政权的灭亡。戴良也于是年九月南还至四明。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皇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洪武二年八月，明兵攻入大都，元朝灭亡。
明朝建立后，宋濂和戴良的生活处境和声望顿时判若天地。从宋濂这方面讲，他被朱元璋官以《元史》总裁、翰林学士、国子司业、礼部主事、太子赞善大夫、翰林承旨等职。父母妻子皆得封赠，儿子孙子同列朝官。或受赐甘露，或受赐金帛，或受赐御诗，极尽荣宠。文名也如日中天，“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5］3787-3788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的处境极为艰难。首先，他漂泊他乡，有家难回。因为戴良几乎所有的婺州朋友都在朱元璋的朝中做官，他作为元朝遗民，一个曾经依附张士诚的文臣，何以有脸面对父老乡亲，何以有脸面对昔日的朋友！所以，他只有高蹈远引，敛迹遁身，在四明的乡间、寺庙、山林里打发他的残生(可参其《寄妇》、《忆子》、《自述二首》和《岁暮感怀四首》等诗)。
明朝建立后，我们找不到戴良和宋濂有直接的诗文往来。相反，从戴良的一些诗文中，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戴良与宋濂、王袆等友人的心离得越来越远，他甚至含沙射影地批评婺中的友人。如《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中的一首写道：“结交数丈夫，有仕有不仕。静躁固异姿，出处尽忘己。此志不获同，而我独多耻。先师有遗训，处仁在择里。怀此颇有年，兹行始堪纪。四海皆兄弟，可止便须止。酣歌尽百载，古道端足恃。”［3］卷24虽然是同门，但那些人出处忘己，有背师训，令戴良感到羞耻。四海皆兄弟，何必再要与那些志不同、道不合的同门维持关系呢？话中的话，似乎就是针对宋濂、王袆等同门说的。戴良批评同门，也许有他的理由，而其《投知己书》则完全是有感而发：
仆生五十有馀年矣，足迹不出乎吴越，交游不及乎卿相，而往来于士大夫间亦多矣。泛泛市道者固不足言，其以诗文相亲爱不啻如亲骨肉者，亦且不少矣。然方无事时，未尝不慷慨激发，期刎颈以相死，一旦遇小故未至利害之相关，即变颜反目遽然相背负有矣，或攘臂而挤之如怨家仇人者亦有矣。至于望望然若不识，不肯出一语辨黑白而反附和焉者，则滔滔皆是也。［3］卷10
世态炎凉，让戴良有切肤之痛。所谓的《投知己书》，实则表明昔日的友人、昔日的知己已不复存在。这一点还可从戴良写的《哭陈夷白》一诗得到佐证：“白发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师门伟器今余几，藩国奇才独数君。共爱辞华追董贾，肯将出处累机云。生刍不到黄琼墓，目极五湖西日曛。”［3］卷25陈夷白即陈基，他是黄溍的学生，故与戴良为同门。他很早就寓居苏州，后来成为张士诚的文士。“师门伟器今余几”，戴良从亲元仕元的角度出发，对投身朱元璋那边的同门友人作了否定。
我们同情戴良的遭遇，但也理解宋濂的处境。宋濂虽然在明朝的声望如日中天，但他处于朱元璋极端高压的政治统治下，言论和行动反而更不自由。朱元璋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人，他当上皇帝后，到处密布爪牙，监视和刺探大臣的活动。如果有人敢背着他做对其或朝廷不利的事，就不会有好下场。宋濂也免不了被朱元璋派出的爪牙侦视，《明史》宋濂本传中记载道：“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笑曰：‘诚然，卿不朕欺。’”［5］3786-3787这样的问答如果换了有不轨之心的人，着实要吓出一身冷汗的。
对于朱元璋的这种特务活动，宋濂不得不小心翼翼，这样做既是保全自己，也是保全与他有交往的人。《明史》本传云：“濂性诚谨，官内庭久，未尝讦人过。所居室，署曰温树。客问禁中语，即指示之。”［5］3786非但如此，宋濂还将他的明哲保身之道传给他的朋友：
德基至京师，遂谢事归，将行，辞其友翰林学士宋濂。濂为德基交甚狎，时亦致仕将归，呼德基谓曰：“若愿受长者教乎？”德基曰：“唯！何以命之？”濂曰：“天子官汝五品秩，乞骸骨归，恩甚大，汝知保之之道乎？德基谢曰：“愿卒教之。”濂曰：“慎毋出户，绝世吏，勿与交，吾之教子，无以加此矣。”德基至家如濂戒，君子多其能受善言云。［1］1500
朱元璋对原来仕于张士诚集团的文士特别忌恨，故明朝建立后，他对来自吴中地区的文士采取了有意识的打击，许多吴中地区的文士在明初死于非命。鉴于上述的情况，要宋濂主动地与戴良接触，重新像过去那样保持互来互往、互赠诗文的朋友关系，于己于友都是不明智之举。“望望然若不识”，于小人，故可憎可恶；于君子，则可敬可佩。而戴良在当时，很难明白宋濂的处境，所以，所作诗文有冤枉好人之嫌。
宋濂与戴良在明朝建立后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的诗文往来，但间接的往来还是有的。戴良在元末曾编有《九灵山房集》，间接地传到了宋濂那里，宋濂于洪武十二年十月为此书写了一则题识：
文未易知也，惟用心于文而致其精者，能真知之，然亦难矣。今世学者，喜为言论，毁誉生于爱恶，美恶惟其所好，纷然自以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诬天下哉。若余友揭君伯防之于戴先生叔能，论其文，言其承传所自，皆精当可征。予尝友于叔能，不能易其言也。君以文学名当世，故能知之也真。然非真知斯文者，亦孰知余言为信哉。［6］卷首
宋濂于洪武十年（1377）致仕，他于洪武十二年在戴良的文集后写下此则题识，想来对戴良也无害。“尝友于叔能”，这“尝”字，大可玩味。若他们的关系始终不渝，定然不会用这个“尝”字。而“毁誉生于爱恶，美恶惟其所好，纷然自以为知文，而卒莫之知也，不亦厚诬天下哉”，似乎又是针对戴良发出的批评。
但不管怎样，对于戴良这种鄙弃利禄、抱一而终的气节和道德，宋濂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请看宋濂早年和晚年为戴良写的像赞及题识：
其神之清，秋高露寒，而青田鹤鸣也；其气之温，光含辉潜，而充然如赤琼也；其文之昭，盆盎纷如，而古罍洗独精明也。具此三美，所以敛英毅而集众长，葆醇熙而孚群情也。懿哉斯人，盖智遍乎物，行饰乎躬，而学本乎诚者也。窅乎其凝者，以道为家；烨乎其泽者，振徳之华。悄然而深思者，所以周其变；沛然而大肆者，又将畅其葩，是皆世之所知也。至于困而亨，穷而泰，齐喜戚于梦幻，弃利禄犹泥沙，吾欲从而究之，已莫辨其津涯，况可得而赞耶。余三十年间两赞叔能之像，辞各异焉，以见叔能年既高而徳愈进也。因令侍史并书之，前翰林学士金华宋濂记。［7］卷30
宋濂和戴良的最终结局都不好。洪武十三年十一月，宋濂的孙子慎被查出与胡惟庸党的事有连，朱元璋怒不可遏，将宋璲和宋慎一并处死，而宋濂被发配至四川茂州。洪武十四年（1381）五月二十日，宋濂自经于夔州僧舍，卒年七十二岁。宋濂死后的第二年，戴良被征入京，一下子成为朝野的新闻人物：“国朝洪武壬戌以礼巾征先生至京师。即日召见，试文若干篇，命大官予膳，留会同馆。名公钜卿见无虚日，甚或以师礼事之。”(赵友同《戴公墓志铭》)［7］卷30戴良被征到南京后，朱元璋很想给他官做。但戴良怎么可能去做朱元璋的官呢？昔日的朋友宋濂等为朱元璋的有功之臣竟然得到如此下场，他若做一个“贰臣”，会有什么好结果呢？何况还有危素的前车之鉴！结果，戴良以忤旨获罪。洪武十六年（1383）四月十七日，戴良自裁于寓舍，卒年六十七岁。
考察宋濂和戴良的交游，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结论：（1）宋濂和戴良由于同乡同门的关系，他们之间曾经有很深的友情。但是，随着走上不同的仕途后，他们的友情也渐行渐远，这是时代造成的结果。同时，也与他们本身思想上的差异不无关系。（2）在政治上，应该说宋濂比戴良更有抱负，更有政治头脑，而戴良却更有诗人的气质。（3）宋濂在明朝建立后不去举荐戴良，也不去接济戴良，这是因为当时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成全戴良抱一而终的气节，才能保全戴良的性命。从深层次的角度说，宋濂还是深爱着戴良的，但戴良在当时很难领会这一点。（4）宋濂在像赞中对戴良的气节和道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不是出于友情，而是出于道义。如果将戴良换成别人，宋濂也会这么做的，这是宋濂的品格。
参考文献：
［1］宋濂.宋濂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柳贯.柳待制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本.
［3］戴良.九灵山房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明抄本.
［5］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戴良.九灵山房遗稿［M］.丛书集成初编本.
［7］戴良.九灵山房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
Abstract:Song Lian and Dai Liang are fellow villagers，fellow disciples and good friends.Both of them enjoy high fame in the literary circles during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ies. However, they choose different political road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ces.For many reasons,it is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ir friendship forever. We can know better the literati psychology and cruel living surroundings after studying the changes of their friendship.
Key words:Song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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