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宋濂;戴良;友谊;婺州;元末明初

　　论文摘要：宋濂与戴良是同乡同门好友，在元末明初的文坛上，他们都有很高的声誉。然而，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他们在元末的社会大动乱中，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由于种种原因，戴良与宋濂的友谊很难维持下去。探讨元末明初同门朋友友谊的变化，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文人的心态和严酷的生存环境。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原籍婺州金华潜溪，至正六年（1346）迁婺州浦江（今金华浦江）。戴良（1317—1383），字叔能，婺州浦江人。戴良虽然小宋濂七岁，但由于他们同乡，且都师事过元末的大儒柳贯、黄溍、吴莱，因此，两人在婺中有着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至正九年（1349），元朝大臣余阙来婺州任浙东道廉访司事，宋濂与戴良一道去拜谒。余阙十分赏识两位后辈的德识才学，除了盛情夸奖和热情勉励外，“且各书斋扁为赠”［1］1577。后余阙得知柳贯去世，有遗稿留在家，即命宋濂和戴良“汇次之”［2］序。宋、戴两人受命后，将老师柳贯可传世的作品编成《柳待制文集》二十卷，请余阙和老师的友人危素作序，余阙命刻之学宫。柳贯尚有古今诗907首，杂文248篇，宋濂和戴良又辑为《别集》二十卷，命柳贯子卣藏之。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五日，宋濂携家自金华迁浦江孝门桥。这样，宋濂和戴良同处一邑，有了更多的交往。是年八月，宋濂撰成《浦阳人物记》，他请戴良为其作序。戴良在序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今景濂氏以不世出之才，蒐罗废坠，抉剔幽隐，撰成乎此书。使夫一县之内，数百年之间，忠君孝父之则，施政为学之力，以及女妇之范模，莫不粲然而具备，交见乎吾前。其视彼之区区土物之小者，孰得而孰失哉？吾见浦阳之为县，将自是而出色矣［3］卷6。
　　宋濂于至正九年曾因危素之荐被朝廷授予翰林编修之职，由于老师黄溍在朝中坚决求退，加之宋濂对元朝也失去信心，故来到浦江后不久，即入浦江仙华山为道士。宋濂的行为很不为时人所理解，且遭到一些士大夫的嘲笑。戴良曾与宋濂谈起此事，宋濂即请戴良为其写序辩护，以祛除人们的嘲讽。“子知我者，何不赠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戴良应命写了一篇《送宋景濂入仙华山为道士序》。文中，戴良复述了宋濂四条不能为官的理由后，即援引“贺知章辞秘书之职，请为道士于荆川；陈图南不应时君之召，入嵩山为道士”的例子为宋濂壮行，可谓深得交友之义。
　　朋友之道，不仅仅局限于谈学论道、切磋学艺，也在于对对方生活上的关心。戴良一次病倒，二十多天不见好转。宋濂特地赶往探视，安慰劝勉，授之良方，直到戴良病愈才辞别。宋濂之于戴良，亦可谓厚矣。戴良有感于宋濂的关怀，写了一首《病中承宋编修见过》诗以致谢［3］卷6。
　　至正十一年（1351）由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敲响了元朝灭亡的丧钟。之后，各地起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相继出现了刘福通、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朱元璋、明玉珍等军事集团和政权。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十九日，朱元璋率军攻下婺州，二十二日，朱元璋在婺州置中书分省，并将婺州改名为宁越府。朱元璋虽为不通文墨的和尚出身，但作为起义的领袖，他深知罗致人才的重要。故婺州被攻下后，他即派人搜罗婺州文人至他的幕下，以备顾问。
　　至正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命婺州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宋濂被聘为五经师，戴良被聘为学正。有关史料记载道：“（己亥正月庚申）命宁越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等为训导。时丧乱之余，学校久废，至是始闻弦诵之声，无不忻悦。”［4］是年六月，朱元璋离开金华回到应天（南京）。至正二十年（1360）三月，宋濂与处州的叶琛、章溢、刘基被朱元璋召至南京。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元廷以荐授戴良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儒学提举、中顺大夫。二十二年（1362），戴良由金华道经杭州，抵苏州上任。当时苏州名义上还属于元廷，实则是张士诚大周政权的所在地。
　　从上面的史实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宋濂和戴良一对同门好友，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后，他们一同被聘至婺州郡学任教员，朝夕相处一年多后,却又分道扬镳。何以宋濂应朱元璋之召，而戴良却转而仕元，走上一条与宋濂对立的道路上去呢？
　　从宋濂这方面讲，他几次参加元朝的科举，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不能不使他对元朝的一系列制度有所怀疑和批判。例如，他的《龙门子凝道记》，即以寓言的方式对贪婪的统治者、不良的社会风气、丑恶的世态都有过尖锐的针砭和批判。他拒绝接受元朝授予的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一方面固然有老师黄溍的影响，但主要是对元朝已彻底失去信心。他一度出为道士，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儒家文人，宋濂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仕”与“不仕”的激烈冲突中，尤其是至正十一年（1351）红巾军大起义爆发后，对“凤凰不来，生民遘屯，如水之溺，如火之焚”［1］1753的现状更是忧心如焚。《龙门子凝道记•观渔微》中渔夫对龙门子“肥遁”的尖锐批评，可以看成是宋濂内心的自我谴责。但是，在出仕的问题上，宋濂坚持一个要求，那就是：君王必须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样礼聘他，不然宁肯老死山中，也不肯出仕。他曾这样说道：“君子未尝不欲救斯民也，又恶进不由礼也，礼丧则道丧矣。吾闻君子守道，终身弗屈者有之矣，未闻枉道以徇人者也。”［1］1754宋濂甚至以孤独氏二女因无人作媒、宁死不嫁的故事，来表明自已要由礼而仕的坚决态度：“区区一女子，尚以死守礼，予曾谓学先王之道者，乃不由礼乎？”
　　在朱元璋攻下婺州前的几天里，宋濂就接到了昔日的朋友、后为婺州知府王宗显的礼聘，要他出任婺州郡学五经师，但一招即往的做法不是宋濂的性格。故宋濂仿效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作《答郡守聘五经师书》，以多病、亲老、性懒、朴憨等理由辞谢，书中有“与执事相契亦欢甚，初无不共戴天之仇，执事何为欲强之乎？”之句。不过，由于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拒绝就任五经师不是宋濂真正的本意，所以上面的俏皮话，仅仅表明自己并非是自轻自贱之徒。王宗显看出宋濂并非深拒固辞，故几番礼请，终于在次年正月郡学开学的时候将宋濂请出。
　　从拒绝出仕元朝翰林国史院编修之职，到投身于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军事首领朱元璋的幕下，这巨大的反差确实令不少人感到疑惑。故宋濂于至正二十年（1360）作《诘皓华文》，向世人公开表明他出仕的理由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宋濂借主“忧”之神皓华的口，对那种不顾国家危难，不顾百姓死活，只想自已消忧图乐的思想给予了有力的批判：“夫子宜先天下忧而忧，乃欲自乐邪？昔尼父任道为宗，上畏天命，下悲人穷。虽不得位，唯世是从。敢曰自佚，以疚厥躬？子幸我听，请竭始终：民吾同类，绥之匪易。遑遑齐鲁，棲棲宋卫。树伐蒲围，绝粮不继。车辙周环，曾莫少避。欲兴东周，拯我民瘁。是谓世忧，夙夜罔替；天下为公，道纪攸系。鱼烂已成，河决安治。伤麟曷来，叹凤不至。舍瑟长吁，反袂拭涕。述为彝经，表我王制。是谓道忧，唯恐沦坠。夫子法尼父者也，宜为二者深忧，乃欲自乐耶？况今六合雄吞，矛纵戟横。千里萧条，土绝播耕。屍胔如山，悲风往还。鸟鸢见人，飞集树端。夫子不为之长恸，日欲开口笑乐，一何惑乎？……王公弗忧，四国不治；侯伯弗忧，庶政用隳；子男弗忧，名毁身随；士庶弗忧，菑害是罹。是忧者，群善之原，众德之基，修之则安，悖之则危，故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君子终身以之，夫子奈何弃诸？”［1］223所以，宋濂的《诘皓华文》可以看成是他义无反顾地出仕，义无反顾地去南京辅佐朱元璋的宣言。
　　从戴良这方面讲，他在朱元璋攻占婺州前，曾担任过浦江月泉书院直学的小官。三个老师中，他与柳贯的感情最深，而柳贯卒于元廷官所。所以，他虽然与宋濂居同邑，学同师，但心态与宋濂有很大的不同。他在朱元璋攻下婺州时被召至幕下，担任了郡学学正,然他有一种负罪感，有一种忏悔情绪。我们可以从他在郡学中写的一些诗里窥见其心态，如《投王郡守二首》中的一首写道：“卒岁囊无褐，为儒坐有毡。每因官俸薄，时动故人怜。慷慨空前志，蹉跎已莫年。争如归去好，家在白云边。”［3］卷3最后两句，是他欲辞去郡学学正的托词。实际上，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好友宋濂离开郡学去南京的第二年，他便接受了元廷的任命。

　　心态的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最初的感情。在宋濂去南京的时候，戴良写下了《别宋潜溪》一诗，表达他依依不舍的伤感之情和对宋濂此去吉凶的担忧:“昨宵郡斋宿，今旦赴行舟。官程不敢违，可使须臾留。掩泣别故交，强颜逐前俦。未尝去乡邑，讵能千里游。金陵古帝乡，雄跨东南州。至今开甲第，奕奕居公侯。冠盖若云拥，车马细川流。厚禄不虚授，高才将见收。如何独多念，去去怀百忧。”［3］卷2
　　宋濂到了南京后，戴良经常思念这位同门好友，担忧他的前途命运，希望他们的友情不因年岁的迁移而改变。他在《寄宋潜溪三首》结尾写道：“韶颜忌凋落，华志惊变衰。安得君子心，不随年岁移。”［3］卷1但是，道路不同，分别日久，心意难通，要想保持昔日的友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戴良《寄宋景濂十首》（仅存六首）和宋濂的《寄答戴九灵古诗十首》中，我们看到了两人为保持友情所作的努力，同时也看到了两人间存在的差异。
　　从戴良致宋濂“三年去复还，邻里无一遗”，“厌此里中居，行行至吴国（一作徐国）”等诗句看来，戴良的赠诗写于他依附张士诚的三年之后，宋濂的答和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在吴中的三年，戴良的心绪并没有什么好转，他对个人和元朝的前途命运都感悲观，加之“视友谊日薄”，“不见新相知”［3］补编，戴良更加愁怅。他很希望自己能像陶渊明一样离开政治，离开仕途，过上一种艺藿种葵、儿女绕膝、鸡黍桑麻的田园生活。戴良之所以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向昔日的朋友倾诉，是表明自己珍视昔日的友谊，期望他们能在某一方面达成共识，而使友谊有进一歩的发展。
　　“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横”，宋濂读着戴良寄来的诗，可谓愁肠百转，感慨万分。他十分理解戴良的心情，他也希望隐遁山林，过上吸甘饮露似的神仙生活。但“攒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窘束势方固，安能遂吾私”，“世间纷扰徒，如何学神仙”［1］2192，社会的动乱、天下的纷争已容不得个人躲到山林里去学做神仙了。他走到现在，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天下的太平。
　　宋、戴两人的十首唱和诗，在当时的婺州友朋中竞相传诵。明郎瑛《宋戴遗诗》写道：“予尝见太史宋公濂诗四册，公亲书者也，大字如指顶，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龙蟠凤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为杭守张公取去。今学士集中之诗，不满二百，则知遗落多矣。予家又藏公与戴九灵寄答古诗各十首，考之《九灵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诗集皆无之。且书乃当时吴德基，而题跋则王华川（袆）、揭少监（汯）、胡仲申（翰）辈，而又装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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