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大型组诗；北上使金之作；田园杂兴
　
　　[论文摘要]用众多七绝连缀而成一体的大型组诗，以范成大为标志，始得有根本性的转变与升华。他抛弃游戏笔墨因素而抒怀言志，寄托着自我的理想和期待，凸显出沉重的历史兴亡叹喟；并很大程度上拓展题材范围，丰富了艺术表现力，整体上提升了这种特殊文学体式的审美境界与文化品格。故后来作者每常循承此传统而下，并将之奉为经典性作品。
　　
　　范成大诗歌的内容丰赡，笔触涉及多样多层面的社会自然生活；艺术风格则总体上趋向于清新逸丽、精雅婉淡的面貌，而在一生的不同创作时期却富有变化而甚见个性特色。这些大率如范成大殁后，杨万里应其子范莘所请托，为其生前编定的诗文集撰写的《序》中云者：“至于诗，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同时友人周必大《范公神道碑》也说他的“大篇短章，传播四方”(《平园续稿》卷二二)，均可使人追想到范成大诗歌当日声名之隆盛。
　　本文限于旨趣与篇幅，不拟也不可能对之展开全面详尽的论析，故而只是注目在他北上使金之作和《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这两个大型组诗——这种选取七言绝句的短小体裁，以几十首乃至上百首的数量连缀起来，藉或松散或聚密的组合性质的艺术形式上，去连续不断地多方位全视场地描述、表现、反映某些社会现象与生活状态，尽管这种做法不是自范成大创始的。如此前中唐诗人王建《宫词》一百首，继之有晚唐诗人曹唐《小游仙诗》九十八首、罗虬《比红儿诗》一百首，之后五代和凝又作《宫词百首》，可谓屡为发端。但是，只是到了范成大手里，才从根本上抛弃游戏笔墨的因素，转而以严肃投入的态度抒怀明志，于其间张扬着强烈浓重的士大夫文人的政治责任感，凸显出民族良知与历史兴亡的沉重沧桑喟叹，寄托了自我的理想和期待；并大大开拓其题材范围，丰富艺术表现力，提升了审美境界与文化品格。无怪乎自元末明初，便被普遍奉为经典性作品。至于承循此传统而下，如南宋遗民汪元量所作的《湖州歌》九十八首，书写其“亡国之苦，去国之戚”，便更是饱含着血沮，寓有无穷的悲咽伤痛的了。
　　以下即对这两组诗分别论析之。
　　
　　一
　　
　　先说前者。它虽然并无总的大标题，只是于《石湖居士诗集》中汇编为独立的一卷，即卷十二，共包含七十二首七言绝句，而且每首绝句皆自有小题目，互不从属。不过，这些全都是范成大乾道六年(1170)出使全国时期所作，与一路行踪相对应，依次记述其间见闻，抒写有关的情怀感受，首尾完整，独成系统，无论由外在形貌抑或内在性质来衡量，皆确为典型的大型组诗。同时，范成大还有题名《揽辔录》的一卷日记，详叙沿途的风物民俗、山川古迹，以及金人的宫殿建筑、典章制度等，用散文体记事。两者参照比较之下，便知此文具载“实录”性质的史料价值与认识意义；而彼诗却是登览吟咏、事核辞雅，意在寄托情绪志趣，重心偏向到文学方面的审美取向了。
　　此事据岳珂《桯史》及《宋史》本传载，先是孝宗后悔于“隆兴再讲和，失定受书之礼”，故“迁成大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金祈请国信使”，欲求收复河南宋陵寝之地，并改变跪拜受书的礼节。然“国书专求陵寝，盖泛使也”，却并不载有“受书事”只是由孝宗口谕范成大，而向金主再当面别见奏疏提出这个宋廷的单方面的要求，“无故遣信使，近于求衅”，所以是相当危险的举动，出使者吉凶存亡难料。但范成大毅然出行，作好“不执则戮”的充分准备，且事先已经安排妥家事以善后，“为不还计，心甚安之”。高风峻骨，慷慨前往，又兼具智勇，终不辱使命，“竟得全节而归”。
　　在这北上纪行的大型组诗中，范成大身临目睹陆沉的故国旧土，首先感想到、也最是刻骨铭心的，当然要推光复中州河山的急切沉挚愿望了。如开端第一篇《渡淮》仅说“昨夜南风浪如屋，果然双节下天来”，只用平实客观的叙述以为缘起r契领通体。但紧接下来的第二首《汴河》便云：
　　指顾枯河五十年，龙舟早晚定疏川?
　　还京却要东南运，酸枣棠梨莫蓊然。诗句浅白，诗意显豁，毫无深隐委曲之笔法，而他仍要在题目下自注说：“汴自泗州以北皆涸，草木生之。土人云：本朝恢复驾回，即河须复开。”此篇竟然不避叠床架屋的繁赘之累，将意旨一再陈说表白，完全抛弃含蓄婉转的传统艺术规范，只知径直道去，却为何缘由?其实，诗人的热血与坚忍执著的期待早已溢满字里行间，只凭“真”便足可动人情性，自具一番境界，过分的雕琢讲求技法反倒显得多余，似乎有“蛇足”之嫌。另外如《宣德楼》、《龙津桥》等篇亦供参看。
　　然而，尤为感人并极具艺术特色的当是《州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诗题下自注：“南望朱雀门，北望宣德楼，皆旧御路也。”先此前以北宋人而南渡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云：“州桥，正对于大内御街。……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旧御路也，州桥之北岸御路，东西两阙，楼观对耸。”可知这是汴梁的核心地带，或被视作旧京的一种标志与象征性符号，以致后来佚名的《如梦录》当误传它“桥高水深，舟过皆不去桅”，称扬说“最宜月夜，汴梁八景之一，所谓州桥明月也”。范成大手沦陷四十余年后，因南朝使臣的身份重踏故国，却完全撇开质实叙事和直抒胸怀的手法，而别藉悬想虚拟的细节，最真切深刻地表达出中原遗民，其实也包括有他自己盼望宋军北代、驱逐异族入侵者的殷殷期望。“寥寥二十八个字里滤掉了渣滓，去掉了枝叶”，所塑造的这幕激励人心的场景也便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长卷中。另，乾道五年(1169)曾出使全国的楼钥《北行日录》云：“都人列观……戴白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宣和官员也!’”乾道九年(1173)亦曾出使金朝的韩元吉《望灵寿致拜祖茔》云：“白马岗前眼渐开，黄龙府外首空回。殷勤父老如相识，只问天兵早晚来?”分别作为史料和文学的作品，皆可同《州桥》互映比照，去感知那份故国遗老的心声。
　　属于第二种类的，主要为描摹述记沿途闻见的北国山川风物、人情民俗等内容；它们在这组大型纪行诗里，占有很大分量。如《相国寺》云：“倾檐缺吻护奎文，金碧浮图暗古尘。闻说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题下自注：“寺榜犹祐陵御书。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大相国寺向推汴京最著名的胜迹之一，但今已被金人据有，多历岁年，而“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揽辔录》)，故浏览其破败凋落的现状和满眼的胡人胡物，范成大自是生出无穷的兴亡盛衰的喟叹。这与《市街》：“梳行讹杂马行残，药市萧骚土市寒。惆怅软红佳丽地，黄沙如雨扑征鞍!”及《金水河》、《旧滑州》、《东坡祠堂》、《出塞路》等篇的因今怀昔，同样寓寄着深沉悲凉的民族伤痛与历史情愫。
　　又如《西瓜园》：“形模濩落淡如水，未可葡萄苜蓿夸。”《良乡》：“紫烂山梨红皱枣，总输易栗十分甜。”《固城》：“柳椿凉罐汲泉遥，味苦仍咸似海潮。”之叙写北地的丰富特产和特色水土，以语言文字而求直接诉诸视觉、感觉，使形、味皆可见可知，真切朴实而徐徐道来，似乎毫不着力便教人留下异乡的鲜明印象。至于《清远店》却是就范成大的亲历亲见表现出一个严酷重大的现实问题，绝不仅是个别民俗现象所能了结的了。题下有自注：“定兴县中客邸前，有婢两颊刺‘逃走’二字，云是主家私自黥涅，虽杀之不禁。”诗云：
　　女僮流汗逐毡耕，云在淮乡有父兄。
　　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此事件直接说明着民族压迫残害的严重性，通过被俘获或滞留金土的汉族“女僮”的悲惨遭遇，具现了家国覆亡，陷落异族统治者铁蹄下的可怕。尽管全诗只作纯客观的描述，并没有主观性的评议与情感发泄语，但将直作曲，只是借助人物场面的展示已尽显出诗人的愤慨和同情，虽无言而一切深意却俱现无遗。
　　第三种类是关于咏史怀古方面的，皆系范成大北行途程中所历见的前朝故迹旧址所感发生成，其数量在此大型组诗里亦颇有多见，差可与第二种类诗并列。如他路经商丘(北宋朝的南京)时因唐“安史之乱”古迹而写的两首诗，《雷万春墓》云：“欲知忠信行蛮貊，过墓胡儿下马行。”《双庙》云：“大梁襟带洪河险，谁遣神州陆地沉?”再阑入西晋南渡“陆沉”典故，抚今追昔，直指向靖康亡国事，实在蕴涵有无限的伤痛憾恨，那现实意义与情感是一脉连通着第一种类诗的。又如《呼沱河》，题下自注：“即(汉)光武渡水处，在真定南五里。”末云：“如今烂被胡羶涴，不似沧浪可濯缨。”亦流露出很深沉的‘叹慨，那内涵意蕴与前诗并无二致。

　　又如漳河上有曹操所筑讲武城，城外为曹操疑冢，遂赋诗二首，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同此心。闻说群胡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七十二冢》)再经过邯郸县南赵故城，特制《蔺相如墓》诗，末云：“兹行璧重身如叶，天日应临慕蔺心。”指斥、讥刺奸雄，褒扬、追慕忠良，是非之态鲜明。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总是以大义大局为准则，这与范成大自己毅然使金、不避艰险危难的做法正相一致。再如《邯郸道》云：“薄晚霜侵使者车，邯郸阪峻且徐驱。因来也作黄粱梦，不梦封侯梦石湖。”题下自注：“即昔人作黄梁梦处。”在风霜飘落的漫长古道上，重新印证着唐人编撰的奇妙故事，遂正面吐露心声，表明了范成大眷念故土、不慕功名富贵的高洁品格。正是由于这种豁达淡泊，他也就理解了张良的胸襟胆识，敌《留侯庙》云：“功成轻举信良谋，心与鸱夷共一舟。”所以，范成大后来曾五次上书朝廷请求解职，执意辞官不做，终得归隐故乡苏州，退居石湖以诗酒逍遥度日达十年之久的举止，便是顺理成章，合乎其自然本性的了。
　　
　　二
　　
　　淳熙十年(1183)，范成大以病得放归故里，时已五十八岁。十五年(1188)，虽又起知福州，但他力辞未就。至绍熙三年(1192)，起知太平州(治所在今安徽当涂)，不得已勉赴之，然仅逾月便归。次年九月病卒。所以，范成大生命的最后十年，基本上可说是在隐居乡里的生涯中度过的，而这也正为他文学创作上的丰收期。其中最突出的，当’非大型组诗《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莫属。它与前述的北行使金纪事诗七十二首并称为范成大的代表作，集中标志了他的最大文学成就，显示出其艺术上所能臻达的高度。
　　然而，所不同的是，前者体现着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民族情绪，俯察古今而视野广阔，无穷的苍凉悲慨之致却用笔径直朴实，造语率真。翁方纲曾评论范成大诗说，“虽祗平浅，尚有近雅之处”，但缺憾是“神不远”(《石洲诗话》卷四)，对于这组使金纪行诗尤为恰切。后者则风格更加圆熟清新，注目在乡村自然景物风光与农家的日常生活劳动，情融于景且一般不作袒露进发语，但每每透出清和隽朗意味，使人神往而咏吟体味不置。顾世名《题吴僧闲白云注范石湖<田园杂兴>诗》称道：“一卷田园杂兴诗，世人传诵已多时。”(《永乐走典》卷九百“诗”字引《梅山集》)故向来被推许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类型的集大成者与经典性作品，范成大也因此被视作“田园诗人”而名世。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