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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子值颓暮 将穷山海迹

时间:2009-8-8 16:52:47  来源:不详

  关键词:转折点 心灵界域 凄苦之音
  摘 要:谢灵运被排挤到永嘉,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但是,谢灵运出入佛道,构筑心灵的界域并没有超脱世间的痛苦与磨难。家族的重任使得他无法深味在陶渊明身上沉潜的静穆与深邃、浑厚与高古。最终,谢灵运以凄苦之音结束了鲜活的生命。
  
  追踪谢灵运的心灵轨迹,我们能发现谢灵运的隐逸思想有着无比丰富的内涵;这足以让我们解读他傲岸、旷达、惶惑与惊恐的内心世界
  
  一
  
  谢灵运的一生,大致以刘裕永初元年(420)称帝为界,分为前后期;之后,谢灵运的命运便陡转直下,改朝换代带来的是更为激烈的震荡和久久不能抹平的创伤。永初元年(420年),“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永初三年,刘裕死后,少帝继位,又被执宰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以“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排挤到永嘉郡。不仅如此,这三年间谢灵运还不得不违心地做了两件事:一是上《谢封康乐侯表》。本来,降公爵为侯,就已经够倒霉、伤心的,却还要反过来“酬恩答厚”,以示对新朝的感恩戴德。二是作《武帝诔》,即“敢遵前典,式述圣微”,以“谀墓文字”来赞颂武帝的功德。为此,满腔愤懑让谢灵运的心情滑到了有史以来的低谷。到了永嘉后,谢灵运就大病了一场,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天。“病入新年感物华”,卧病在床的客儿,对节候的迁改表现出分外的敏感,“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这种浓重的节候迁逝之感,在谢灵运的诗中不时地闪现,甚至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情结。沉潜中,悲痛、愤懑一齐袭来,倾泻在笔下:
  
  未觉泮春冰,已复谢秋节。空对尺素迁,独视寸阴灭。(《折杨柳行》其二)
  盛往速露坠,衰来疾风飞。余生不欢娱,何以竟暮归。(《君子有所思行》)
  戚戚感物叹,星星白发垂。药饵情所止,衰疾忽在斯。(《游南亭》)
  眇然游宦子,晤言时未并。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悲哉行》)
  玉衡迅驾,四节如飞。急景西驰,奔浪赴沂。英华始玩,落叶已稀。惆怅衡皋,心焉有违。(《答谢咨议》)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秋岸澄夕阴,火旻团朝露。(《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无一例外的,诗都表现出“徂龄速飞电,颓节骛惊湍。览物起悲绪,顾己识忧端”的凄凉之感。比较之下,陶渊明是“见树木交阴,时鸟变声,亦复欢然”(《与子俨等疏》),这时节的谢灵运更多的是独自黯然神伤。张翰“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烩,曰:‘人生当得适意耳,何能羁官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时序变易,本易引人悲思;更何况,人生贵在适意自得,此时的谢灵运却只能羁宦他乡、卧床空对林际,幽凄茫然。由此,隐逸的念头一再闪现在他的诗中:
  
  贤相谢世运,远图因事止。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述祖德诗》)
  归客遂海隅,脱冠谢朝列。……岂伊川途念,宿心愧将别。彼美丘园道,喟焉伤薄劣。(《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
  辛苦谁为情,游子值颓暮。……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积痾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邻里相送至方山》)
  久露干禄请,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富春渚》)
  
  之所以不厌其烦,一一列举,就在于它能准确地让我们看出一个失意者内心挣扎时最真切的颤动。这些诗歌基本上都写于谪贬永嘉以后,这足以显示谢灵运心灵创伤的巨大——成了一生中不可抹去的烙印。谢灵运在《山居赋》中直接宣称:“寻台、皓之深意”,“愿追松以远游”;之所以这样,是因“牵犬之路既寡,听鹤之涂何由”。在谢灵运看来,李斯、陆机临死前才幡然悔悟,不是太迟了吗?!为此,他“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这里,王弘之“恬漠丘园,放心居逸”,孔淳之更“茅室蓬户,庭草荒径”,都是地道的隐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谢灵运与王、孔二人打得火热,可见这一时节他的追求和向往。这种情况,即便以《南齐书》卷五十四《高逸传论》所说的“若道义内足,希微两亡,藏景穷岩,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义,永形神于天壤,则名教之外,别有风猷”来衡量,又有何本质的差异。也正是这种心态,谢灵运特意向刘义真推荐王、孔二人:
  
  至若王弘之拂衣归耕,逾历三纪;孔淳之隐约穷岫,自始迄今。……既远同羲、唐,亦激贪厉竞。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闻,虚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
  
  东晋南朝,以其能激贪厉俗、镇静躁竞,高隐一向受到朝廷极高的礼遇。当然,谢灵运并不是以此获致高誉,走所谓的“终南捷径”;他不需要这样做。谢灵运这样做,实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二
  
  我们再看谢灵运这一时期的另一些诗句:
  
  览物起悲绪,顾己识忧端。朽貌改鲜色,悴容变柔颜。变改苟催促,容色乌盘桓。(《长歌行》)
  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悲哉行》)
  述职期阑暑,理棹变金素。(《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跟“凄凄春草生”相比,“变”字挟带着更加浓重的迁逝之悲,一如“晚暮悲独坐,鸣鶗歇春兰”(《彭城宫中直感岁暮》),“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节往戚不浅,感来念已深”(《晚出西射堂》)。无时无处不在的愁绪,激荡着灵运内心无可排遣的惶惑与危机之感。对上面所引的《长歌行》,清人吴挚父即评“有死丧无日之感”,正可谓切入到灵运的心灵深处,洵为的评。谢灵运的思想驳杂,慧远即以“心杂”来评价谢灵运。黄节《谢康乐诗注·序》也说“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辨仙释以成之”。这一点,除了受玄佛融合的时代思潮影响外,更多的是谢灵运个人经历的烙印;他一生徘徊于儒释道而游移不定。《诗品》“谢灵运”条:
  
  初,钱塘杜明师夜梦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
  
  这一段叙述虽与史实不无紊乱、相悖之处;然而,其与谢灵运十五岁前一直寄居在医术高明的杜子恭靖室的史实,当无疑问。送子入寺观养育、避难消灾是东南一带惯见的习俗。长期的熏陶潜移,他的思想不可能不打上深深的道家印记。灵运《山居赋》即言:“(涉猎)兵技医日、龟荚筮梦之法,风角冢宅、算数律历之书”,这非为虚言矜夸,也不足为奇;让人感到奇异的是他对道教中长生求仙的执著。“冀浮丘之诱接,望安期之招迎”(《山居赋》),一再神往王子晋,甚至想象浮丘公的接遇飞升,自托之辞中看出对“长生久视”的强烈期待。对于佛教,谢灵运也有甚深的因缘。汤用彤先生说:“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以谢康乐为其中巨子,谢固文士兼擅玄趣。”大约在任期永嘉前后,谢灵运转入了对佛的膜拜。这中间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对净土的期盼:


  敬拟灵鹫山,尚想祗洹轨。……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石壁立招提精舍》)
  望岭眷灵鹫,延心念净土。若乘四等观,永拔三界苦。(《过瞿溪山饭僧》)
  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颓言安可寄,乘化必晨征。(《净土咏》)
  
  谢灵运在《山居赋》“羡灵鹫之名山”下自注:“灵鹫山,说般若法华处。”谢灵运的净土思想直接源于慧远,慧远的人格魅力让他“一见远公,素然心服”。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慧远与刘遗民、周续之、宗炳等一百二十三人,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净土,正显示出一种坚实、磅礴的信仰。晋宋之际,弥陀净土以“清”、“净”构建了一气势磅礴、美妙庄严的理想界域。上引诸诗都能看出谢灵运对净土的心仪与虔诚。这与前面“长生久视”的期待正不谋而合。它似乎能说明,灵运出入佛道,借此以求“长生”,驰心“神”国,构筑心灵的界域来超脱世间的痛苦与磨难。然而,佛道兼采的信仰,并没有消解他内心无尽的愁绪。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初去郡》,清楚地显示谢灵运内心斗争的激烈:

  战胜臞者肥,鉴止流归停。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
  
  黄节注引《韩子》曰:“子夏曰:‘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出见富贵又荣之,二者战于胸臆,故臞。今见先王之义战胜,故肥也。”表面看,“战于胸臆”的结果是“肥”,灵运似乎得到了解脱;实际是欲罢不能、欲休不止。这种哀苦之音一直回旋在他的诗中,久久不能释然平静。释道思想可以排遣苦闷,其实践的操作性却不高。这时的谢灵运,想到的更多是遗世隐居,“即是羲唐化,获我击壤情”。这一点,易代之际,嵇康、陶渊明的生命范式可能给了灵运更多的启迪。谢灵运后期的诗中有两处直接提到了嵇康:“凄凄明月吹,恻恻广陵散。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临终诗》),一再回想起嵇康,潜意识中可见前期意识的积淀。谢灵运对嵇康的悲剧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史载嵇康“夏日柳树下居锻”,《世说新语·简傲》载:
  
  钟(会)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的问话充满了肆意的挑衅,实不妨视为以隐逸的自由与高洁傲视出仕的羁绊与卑污。刘孝标注引《文士传》也着意凸现这一诗意的画面:“康性绝巧,能锻炼。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 如果说,“《广陵散》于今绝矣”,以其稀世高绝的清峻之韵,唱出穷途末路的凄凉与哀婉;那么,“柳下居锻”则凝聚自然灵趣、肆意适性,写出人生的旷达与惬意。柳叶飘拂的轻盈,就定格为一个萧散自然、静谧和谐的画面长留心间,“柳下居锻”成了遥远的不可企及的绝响。
  从文化精神上说,易代之际的嵇康与陶渊明可以作为两种路径范式的选择:嵇康“柳下居锻”,“虽天下之至慎”;然而,出于愤激,“过为峻切,讦直露才”,最终走向了弃市。“薄汤武而伐周孔”的路是走不通的。那么,陶潜式的归园田居、颐养生年呢?显然,要真正地隐居,承受“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凄苦,恐怕是“乌衣子弟”的谢灵运所不能做到的。“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是他最真切的独白。谢灵运自可凌丘壑,挥翰墨,谈古今,独不可受此苦难。况且,“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潜的通脱、旷达,更是孜孜以求“安期术”、“弥陀净土”的谢灵运所不能望其项背。“五柳先生”,充其量只能是客儿内心寻觅的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可以在心中泛起、荡漾,却难以挪移到生活中实践的层面。陶潜的生活是枯槁的,高门子弟的灵运是无法深味其中沉潜的静穆与深邃、浑厚与高古。退一步,即便灵运力任躬耕,也不可能像陶潜一样,欣悦地走向田园。此时的灵运,不得不承担振兴家族的重任。而谢家台柱子谢混、谢晦相继被杀,族人凋零,又加剧了这一情形。田余庆先生认为,晋宋时,士族选定门户继承人时,往往看重人才而不专重嫡嗣,慎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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