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孔子 孟子 传播者 人格 精神
摘 要:在士阶层以口舌谋生而为利枉道之风盛行的时代里,孟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游说传播生涯中,始终不“枉道而从彼”,他把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作为终生追求,自觉肩负起社会巨变赋予士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孟子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不仅奠定了中国士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而且使孟子成为中国士阶层的楷模,受到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的景仰。
《齐桓晋文之事》是诸子散文名篇,由于孟子在此较集中地阐述了“仁政”理想,它成为儒家经典;而其高超的论辩艺术对中国散文影响深远,又使它成为文学评论者津津乐道的常新论题。本文试从《齐桓晋文之事》切入,对《孟子》中孟子的传播者形象进行分析解读。
文章开篇写道:“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之未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问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则要答与“霸道”不同的“王道”,这种答非所问,决非“歪曲事实,制造论据的诡辩”(浙江金华一中徐爱平《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解读〈孟子〉中两处诡辩的艺术效果》),也不仅表现了通常所论“善设机巧,引人入彀”的辩才,而是作为孔学的继承人、传播者,孟子那迥异于游说列国“士群”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一、传播孔子学说,“无道齐桓、晋文之事”
“齐桓、晋文之事”发生在春秋。在春秋242年(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历史里,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发生了分崩离析的巨大变化。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表现为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等政治势力的消长更替;文化秩序则为“礼坏乐崩”;这一历史过程被孔子搜集、整理和记录在《春秋》里。孟子评论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②“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述而不作”的孔子是把《春秋》当作近现代史教材传授给学生,以便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下来。而最先造成王室衰微、礼坏乐崩的春秋五霸“齐桓、晋文之事”,真是“仲尼之徒无道……是以后世无传焉”?为继孔学的孟子因此“未闻”不知?
据《论语·宪问》载,孔子曾多次与弟子谈论齐桓、晋文。其一“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二“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其三“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③孟子所言“无道”、“不传”与事实不符。
《孟子》中也多处记录了孟子关于齐桓、晋文事的言论。一次孟子说,各国史书所载之事皆是齐桓晋文之类,所用笔法也不过是一般史书的笔法,只有孔子将《诗三百》的大义用于《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④孟子若没在各国史书中皆读到流传甚广的齐桓、晋文事,怎能得出这种结论?齐王因病召孟子入朝,孟子也以病辞;后齐王派人来慰问,孟子躲到景丑家中。景丑用“君命召,不俟驾”的古礼责备孟子对齐王不敬,孟子则以帝臣关系也应为弟师关系反驳:“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⑤用齐桓对管仲先师后臣来反衬今之齐王对自己不敬。弟子公孙丑曾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说不愿学管仲。公孙丑又问“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孟子自信地说:现在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因为“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⑥。若不了解齐桓公,不熟悉曾问政孔子又明言“若季氏,则吾不能”而轻慢孔子的齐景公⑦以及齐国历史,孟子有何理由说“以齐王,由反手也”?
那么,熟悉“齐桓、晋文之事”的孟子,为何要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之未闻也”?
原因或许有三。其一,“齐桓、晋文之事”恰好是孔子眼中“世衰道微”的表现,是作《春秋》的原因。《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⑧文字简约难明的《春秋》寄寓着孔子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政治主张,这主张即《春秋》大义基本有三。一是正名。即正名字、定名分,为政必先正名,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正名的要求。二是尊王攘夷。在正名的基础上突出尊崇周王,承认周王的共主地位,服从其统治各诸侯的权利;在周王号令下抵抗外侵保家卫国。三是大一统。全国法度和思想的统一以周王朝为准则。而“齐桓、晋文之事”则违背了《春秋》大义,破坏了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社会,他们不守为臣本分,不尊崇周王,毁坏了周王朝大一统天下,造成“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⑨的现实。其二,不同于弟子向师长求学解惑,齐宣王是问政,是想效法齐桓、晋文的“霸道”——以力征伐辟疆,以力服人称霸天下。而孟子周游列国则为推行“王道”——崇尚和推行仁政,以德服人,使天下人民心悦诚服地归顺。所以孟子自然尊崇《春秋》大义,传播“王道仁政”,并以“无道”、“无传”“不闻”为由否定、中止“齐桓、晋文之事”及所含“霸道”的传播,以解孔子“吾道不行”之忧。其三,孔孟谈“齐桓、晋文事”时,也是采用“拿来主义”,只取儒家“王道仁政”所需精华,剔出“霸道”的糟粕。
孟子“答所非问”的事情,也出现在他初次拜见梁惠王时。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毫不客气地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针锋相对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⑩明知“好利”、“好战”的梁惠王不一定接受,他还是针对义利之辩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直陈君臣百姓皆逐利的害处,大谈君臣百姓皆崇尚仁义的好处。认为富国强兵是小利,王道仁政才是大吉大利。
作为孔学的传播者,孟子游说国君时善于避开与“王道仁政”相左的话题不谈,单刀直入地传播“王道仁政”,以达到“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11}传播效果,表现出传播者孟子的执着、傲岸和智慧。
二、做传“道”之士,不“枉道而从彼”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分崩离析和封建制的成长确立,促使各国国君和贵族调整策略,礼贤下士,广招各种人才以为辅政和争霸之需。社会巨变使“士”阶层也随之剧变。奴隶制下“士”本拥有一定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平时为贵族家臣,战时为下级军官;但社会转型让他们无田可食、无职可奉,失去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冯谖曾因“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12}。李斯入秦前告别其师荀卿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13}张仪曾因贫在楚受辱:“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行无贫,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14}士因衣食无寄、贫穷潦倒而地位卑贱,受人欺辱;为了走出困境,他们周游列国而成为“游士”。
农民、工民、商民都各有本业,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以何生存?凭什么立足于社会?苏秦家人曾笑话困顿的苏秦:“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15}张仪在楚受辱后,“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16}士只能靠“口舌”艰难谋生。社会巨变使一些“三民”一些贵族或升或降汇聚士中,士阶层因此急剧扩大,这使靠“口舌”游说谋生的竞争更激烈,成功也更艰难,苏秦便是例证。
苏秦首次说秦,“将连横说秦惠王”,提出“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不料这条后来秦始皇为完成霸业、实行统一所采取的路线,却被秦惠王全盘否定。苏秦后又“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最终“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蘋,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之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世态炎凉使苏秦认为“皆秦之罪”,于是“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流血至足”{17}。一年后苏秦再次外出游说,由北向南,奔走于六国间,宣传合纵抗秦,最终说服六国;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先后皆“奉社稷以从”,任苏秦为辅相,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终以功名富贵显赫于世。苏秦典型地表现了纵横家的特点:第一,一心为利,没有利益外的理想追求和道德约束。苏秦闭门苦读时感叹“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18}学成后自信地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19}苦读游说皆是为了功名富贵。第二,心无准则,言无真理。说秦失败后,苏秦刻苦自学姜太公的《阴符经》,形成一种乱世生存谋略:见机行事,见势而谋。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颠覆连横而取其反面——合纵;对于苏秦,“连横”、“合纵”两个相反的政治主张只是谋利的手段。
与士阶层靠“口舌”谋生一样,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也有生活因素,但孔子认为“士”首先是“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应以“道”立足于世。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0}“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21}十分强调“士”的精神情操。孟子发展了孔子观点:“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22}把“仁义”作为儒家之“道”的主要内涵。他还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23};与其他阶级相比,只有“士”不计较“恒产”等物质利益,而作为“道”的承担者、传播者在社会立足、生存和发展。
面对争霸的各国君主重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的现实,孟子曾以儒学大师身份、怀着传播和推行“王道仁政”的抱负,周游列国近20年。虽然所行之时后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所到之国君主皆以礼相待,曾在楚国一度为卿,住五六年,且齐宣王给他一年万钟粟(一钟六石四斗)的待遇,让他办学;但却无人采用他的政治主张。对此,时运不佳的孟子[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