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其创作技巧、艺术特色乃至于审美情趣对中国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有着深刻重大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古代话本小说中很常见的“误会和巧合”，指出作家是如何运用这些技巧来塑造人物。推进情节，从而达到既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的艺术效果，并对这种创作技巧进行了重新的思考。
　　关键词：话本小说；创作技巧；误会巧合；艺术效果
　　
　　中国小说和外国小说的最大不同，就是中国小说注重情节发展，外国小说关注人物命运；中国小说喜欢描写故事发展的来龙去脉，外国小说擅长刻划人物生存的外部环境：中国小说讲究好看。外国小说研究动人。古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的源头，其创作技巧、艺术特色乃至于审美情趣对中国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有羞深刻重大的影响，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古代话本小说的写作技巧之一来说明其艺术的特色，并对其进行了重新思考。
　　众所周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说偶然性与必然性是相互联系的。必然性体现着规律性。决定着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在偶然性背后往往隐藏着必然性。科学的任务是要透过偶然性找出必然性，找出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科学的认识不能建立在偶然性上，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
　　小说与科学当然不同。小说是反映社会人生的，社会在发展变化。人生有生老病死，在必然发展的过程中会充满各种变数。所以，小说固然也要透过偶然性反映必然性、规律性，但是它并不排斥偶然性。相反却非常珍惜偶然性。捕捉生活中的偶然性，对于科学也许是不必要的，对于小说却十分要紧。如果说。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那末。小说倒是偶然性的朋友。古今中外许多高明的小说家。都是抓住社会和生活中的偶然性来刻划人物和推进情节，从而创造出无数引人入胜、催人泪下的优秀小说来。如《泰坦尼克号》的冰山沉没，《飘》结尾时郝思佳的女儿忽然骑马摔死等，都是那么偶然、突兀，仔细想来，却又充满必然。这些情节。使得小说奇峰突起，曲折跌宕，令读者唏嘘不已，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而古代的话本小说就有大量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在古代话本小说中利用偶然性的最常用的写作技巧，就是误会和巧合。
　　曾有人批评“误会法”，认为是人为的虚假的误会。显然，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笼统地否定一切误会。那些蕴含有必然性的误会。往往能使小说绝处逢生。异彩纷呈。清代就有人认为：“《红楼梦》之妙”就在于误会：“其实宝、黛两人情魔痴恨，尽有一‘误’字生发出来。岂惟宝、黛外，比如小红之于芸儿，龄官之于贾蔷，三姐之于湘莲。彩云之于贾环，亦各有一段误会之情魔痴恨。演出空灵妙文。凡以为宝黛作反面陪客也。其写宝黛二人。互相误会。几有大书特书不一书之概，总无一处雷同。”并由此认为：“……是亦知欲为情书布局，不从误处生情，情便不深，文便不曲矣。”试想一想，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尚且大写其“误会”，尚且因运用误会法而使得情深、文曲，我们对于误会法怎么可以笼统地否定呢?
　　比如《侯县官烈女歼仇》(《石点头》)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这篇小说写一个胡作非为的无赖方六一，为了谋娶董昌的妻子，大耍两面派手腕。表面上，他给董昌送礼。与董昌称兄道弟，暗地里却定下毒计阴谋陷害。董昌是个志诚君子，他“见方六一恁般小心克己，认定是个好人，并无猜虑，日亲日近，竟为莫逆之交”——这就是“误会”。董昌由于被方六一诬陷为“叛逆”而遭到官府逮捕，在被官府逮捕的时候他还高叫：“六一兄，快来救我!”——这就是继续误会。而方六一在这时一方面假意殷勤。伪装出一副同情董昌、愿意尽力解救的模样，另一方面则加紧施展阴谋，贿赂官府，必欲置董昌于死地而后已。可是，善良的董昌仍然蒙在鼓里，直到被下入死囚牢里即将被处死的悲惨时刻，他还呜呜咽咽地向方六一哭道：
　　我家世代习儒，从不曾作一恶事，就是我少年落拓。也未尝交一匪人。不知得罪那个。下此毒手，陷我于死地，这是前生冤孽。自不消说起，但乘吾兄患难相扶。始终周旋，此恩此德。何时能报。
　　董昌明明是被方六一陷害至于死地的，可是他致死还“误会”方是好人。而且还感谢方的恩德，说“此恩此德。何时能报。”这真是以“误会”始，又以“误会”终，一直“误会”到底。然而，这个“误会”，不但真实地表现了董昌的忠厚诚实和对人坦然不疑的性格，而且十分有力的反衬出方六一的骗人成性，刻划出他丑恶卑劣狠毒的两面派嘴脸。这种强烈的对比。极深刻有力的地揭示了社会的暗无天日和封建制度下人性的泯灭。非常触目惊心。
　　张飞和李逵是两个莽撞而又忠直的典型。作者对这两个典型的塑造，使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其中就有“误会法”。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到了古城。张飞得知，二话不说，披挂上马。冲出城来，“挥矛向关公便搠”。这是不是“误会”?当然是。他误以为关羽背叛了桃园结义，投降了曹操，是来“赚”他。直待关公斩了蔡阳，方才消除“误会”。和好如初。这一段赫赫有名、千古传诵的“古城会”，不仅故事情节生动、紧张。出人意外，而且凸现了张飞忠于汉室、忠于桃园结义的原则立场。李逵在元夜闹东京之后，在归途中听说是宋江夺了刘太公的女儿，怒气冲天。一回到梁山，就“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接着就“抢上堂来，径奔宋江”。这是不是“误会”?也是。然而，这个“误会”凸显出李逵忠于梁山“锄强扶弱”的造反精神，表现出他同宋江之间的“义”是有原则的。等到弄清了事实真相，知道夺走刘太公女儿的人不是宋江。李逵的误会才消除了，无可奈何地走向宋江负荆请罪。这一段“李逵负荆”的故事，也是写得有声有色，精彩纷呈，人物性格毕露的。
　　古典小说还有一些误会，对人物性格的刻划虽无太大作用，但对于故事情节的推进却起了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五色石》中的《二桥春》，写黄生误以为陶小姐死了，就与另一个女子订婚，以至于后来的情节成了一男同二女成亲(这是作者庸俗的封建思想的表现)。《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二刻拍案惊奇》)写盛彦对袁忠说了一句戏言，说他夜里要去窃取袁忠船上的金帛，凑巧那天船上的金帛被盗，于是袁忠就认为是盛彦盗的，告到官府，盛彦几乎被整死。《说唐》中伍天锡与雄阔海因误会打了半月，耽误了对伍云召的援救，以致伍云召把守的南阳城被攻破，他们三人一同去投奔孟海公。这些误会都严重地影响甚至决定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还有些误会颇能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象《红楼梦》第五十七回写王太医给宝玉看病。贾母请王太医开药方，并且说：若“吃好了呢?我另外预备谢礼，叫他亲自捧了，送去磕头；要耽误了，我打发人去拆了太医院的大堂。”王太医只听见前半句。所以满口说：“不敢，不敢。”这些地方，都很生动有趣。在《封神演义》中，文王说：“渔人中有贤人。”渔人说：“吾等都是闲人。”在《西游记》里，车迟国的三个妖怪——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把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撒的尿误认为是“圣水”，往嘴里猛灌。用这描写嗅觉不灵敏的动物妖怪，既真实又好笑。特别叫人笑破肚皮的是鲁智深假装做刘太公女儿，被桃花山山大王周通误会的一段描写：
　　那大王推开房门，见里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个做家的人。房里也不点碗灯。由我那夫人黑地里坐地，明日叫小喽罗山寨里扛一桶好油来与他点。”鲁智深坐在帐子里都听得。忍住笑。不做一声。那大王摸进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来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压寨夫人。”一头叫娘子。一头摸来摸去。一摸摸着金帐子。便揭起来。探一只手入去摸时。摸着鲁智深的肚皮，被鲁智深就势劈头巾带角儿揪住。一按按将下床来。那大王却待挣扎，鲁智深把右手捏起拳头。骂一声：“直娘贼!”连耳根带脖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声：“做甚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喝道：“教你认的老婆!”……
　　
　　——《水浒》第五回阁
　　凡此种种，这些误会在今天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通讯和交通条件非常落后的古代，在人们人际交流和追问真相的手段非常匮缺的社会，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加之古代话本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市井小民，教育程度低，文化修养差因而就更容易产生误会了。这些情节都是真实可信并具有一定必然性的。
　　同误会一样，巧合也是对社会和生活中的偶然性的一种巧妙的利用。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在我国古代话本小说中。巧合之处是很多的。有些作品，整个地就是建立在误会和巧合的基础上。
　　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到了明代的通俗小说家冯梦龙手里。就把这个话本加以修改，更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收在《醒世恒言》里。解放后，人们又把它改编成昆剧《十五贯》。这篇小说确实写得很好，也很“巧”。可以说是运用巧合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刘贵因经商亏本。向丈人借钱，回家后，他的妾陈二姐问他钱从哪里来，刘贵戏说是将二姐典给别人得的，二姐信以为真，次日便回娘家告知此事，路上遇卖丝青年崔宁，两人结伴同行。谁知当晚小偷摸进刘家，杀了刘贵并盗走他的钱。刘贵丈人给刘贵的钱是十五贯，崔宁卖丝的钱刚好也是十五贯，这巧吧?刘贵的十五贯偏偏又碰上崔宁的十五贯，这也巧吧?崔宁卖丝之后要往褚家堂去，陈二姐的娘家偏偏又在褚家堂左侧，于是二人能够同行，这就更巧吧?这一连串的巧合，就构成了一场飞来横祸：崔宁被诬为拐人妇女，谋财害命，陈二姐也被诬为勾结奸夫。谋害亲夫，以致被官府屈打成招、双双处死。这夺命十五贯一下要了三条人命。这篇小说就是有意识地运用巧合，敷衍出一个新颖、奇巧、富有特色、引人入胜的故事，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府主观武断、草菅人命，封建社会冤狱遍地的黑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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