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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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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0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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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见到给自己画的像。这也都是“因”与“果”之间的巧合。
这些巧合故事，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思想局限，但在当时公道不彰、法制松弛、缺乏公共管理、没有人权的封建社会里，是很符合老百姓的正义要求和主观愿望的。人们面对恶霸和强权，面对不可预知的福祸，通常是既愤怒又无奈，只能寄希望于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即上天的垂顾或命运的转机来改变。即使是今天，人们对这类“善恶有报”的故事仍旧喜闻乐见。
更多的巧合表现在构成故事情节的曲折、复杂和紧张上像《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初刻拍案惊奇》)，写崔俊臣带妻子王氏赴永嘉县上任，行船途中被船家行劫，王氏流落到尼庵院，崔俊臣流落到御史大夫高公府中。船家打劫的崔的财物中有一幅芙蓉屏，屏上的芙蓉是崔画的。船家把这幅屏给了尼庵院，王氏睹物思人，在屏上题了一首词。这幅屏又辗转到了高公手里，崔俊臣见了屏和妻子题词伤心流泪。高公非常同情，经过高公托人追查，查处盗物的船家，并且协助崔、王破镜重圆。这篇小说为“巧会芙蓉屏”，崔俊臣夫妇由芙蓉屏离而复合确实是“巧会”，巧合。不仅结局很“巧”中间还有一连串的“巧”，象崔俊臣为什么恰好遇到个乐于成人之美的高公?芙蓉屏为什么恰好传到尼庵院?又为什么恰好传到高公手里?这里面都有个“巧”字。正是这一连串的“巧”，既表现了崔、王二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且使得故事情节曲曲折折。引人入胜，正应了那句充满哲理的古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又如《三国演义》第六十四回中的一段描写：
却说玄德见红日平西，教后军先退。军士回身，城上一片声喊起，南门内军马突出。张任径来军中捉玄德。玄德军中大乱。黄忠、魏延又被吴兰、雷铜敌住。两下不能相顾。玄德敌不住张任，拨马往山僻小路而走。张任从背后追来，看看赶上。玄德独自一人一马，张任引数骑赶来。玄德正望前尽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军冲来。玄德马上叫苦日：“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见来军当头一员大将，乃是张飞。
这个情节描写得相当紧张、惊险。刘备征西川打了个败仗。正在危急的时刻。却碰上张飞到来，得以“绝处逢生”。尽管诸葛亮派张飞率一支部队入川的事，前面点明了，但张飞恰好在刘备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赶到，这却是巧合。在《三国演义》中，这样的巧合甚多，作者经常是在巧合之前先埋伏个“惊人之笔”，使得气氛十分惊险紧张，也让读者欲罢不能。
凡此种种巧合故事，虽属虚构，却决不是作者的闭门造车，因为现实的社会人生中的确充满了各种变数，诸多离奇和不可思议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有些巧合甚至改变了事情发展的方向，改变了个人团体乃至民族国家的命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连有名的拿破仑“滑铁卢之战”，要不是种种巧合导致他的失败，恐怕世界历史都要改写。
在古代话本小说中，误会与巧合，在许多作品中是分别出现的，但也有不少作品是同时出现的，是把两者交织在一起的。象上面那段描写，张飞及时赶到，救了刘备，这是巧合。可是刘备却发生误会，以为张飞带来的这支部队是敌军，所以在马上叫苦说：“前有伏兵，后有追兵，天亡我也!”这又是误会。这种先误会、后巧合的写法，在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说中，特别是在一些描写女扮男、男扮女的爱情小说中，运用的非常普遍。象《刘小官雌雄兄弟》(《醒世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醒世恒言》)、《裴晋公义还原配》(《古今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古今小说》)、《陈御事巧勘金钗钿》(《警世通言》)、《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二刻拍案惊奇》)等等。都是如此。
正确地运用误会与巧合，不仅对塑造人物、推进故情节大有裨益，而且可以产生一个十分明显的艺术效果，即“出人意料”。众所周知，现实生活中，“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小说是反映生活的，当然不能一切都“在人意中”，必须要有“出人意料”的东西，才能扣人心弦、动人心魄。而误会与巧合，正是充分利用社会和生活中屡见不鲜的偶然性，使情节发展出出人意料的结局的最好手法。例如《李公子救蛇获称心》(《古今小说》)写李元救了龙王之子，龙王爷要报答他，问他需要什么，他回答说：“安敢过望，平生但得称心足矣，”他所说的“称心”本来是指望能一举登科的意思，谁知龙王马上把女儿叫出来，要许配给他为妻，原来龙王的女儿的名字就叫“称心”。又如《秋胡变文》(《敦煌变文集》)写秋胡离家多年以后，返回故里，调戏一女，而此女恰恰是自己的妻子。这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至于前面列举的许多事例，象董昌被方六一陷害，反而要方六一救他：关羽到了古城，满心指望与兄弟欢聚，谁知反而挨了张飞的当头一“矛”；金剥皮要毒死和尚，谁知反而毒死自己的儿子：崔俊臣与王氏分离后。以为今生不得相见了，谁知却因芙蓉屏而破镜重圆。如此等等，也都是出人意料的。因为出人意料，所以格外富有艺术魅力，能够象磁石般地吸引着读者。
这些运用误会和巧合而被读者津津乐道的事例很多。它们之所以被读者接受，无一例外都是把偶然性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把偶然性当作必然性的体现，作为两个必然性的交叉点。象《错斩崔宁》中刘贵讲的一句戏言，说他从丈人家带回的十五贯钱是卖陈二姐的身价，这看起来很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的。在封建社会中，妾是没有法律保障的，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所以，刘贵虽然是一句戏言，陈二姐却把它当真。封建社会里的官吏又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对老百姓视如草芥，本就无心主持公道，更懒得追寻真相，因而只凭着十五贯钱的把柄，凭着屈打成招的口供，就能造成了崔、陈冤死的悲剧。这些误会巧合，极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所以作者直接指出：“这段冤枉，细细可以推祥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这段话，如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今天发生的一些冤假错案。虽貌似误会巧合，不同样也有徇私枉法、刑讯逼供之下的必然性吗?同样，李逵砍倒杏黄旗，要去杀宋江，也有其必然性。是他的忠于梁山造反事业而又莽撞冲动的性格使然。因此，这些巧合、误会都使人觉得真实可信因而喜闻乐见乃至广为流传。
确实，古代话本小说中也有一些误会和巧合是人为的，牵强附会甚至是庸俗无聊、虚妄怪诞的。比如《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初刻拍案惊奇》)写陈大郎因为看到乌将军留的长胡子遮住嘴巴，就想看看他如何吃饭，于是故意请乌将军喝酒。乌将军发生误会，以为陈大郎是敬重他。后来陈大郎的妻子和陈本人恰好被乌将军的部下喽罗掳去，却因这“一饭”而不仅没有遭殃，反而得到了乌将军的重报。这种写法庸俗无聊只能逗人一笑而已。《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归》(《初刻拍案惊奇》)写蒋震卿出外游玩，忽然天下大雨，他走到一个门坊，便用手去推门，别人劝阻，他大声道：“何妨得!此乃是我丈人家里。”就因这样一句戏言，后来他和陶家女儿由“错认”而误会而巧合，陶翁果然成了他的丈人。对于这种误会、巧合，怎样解释呢?只好归之于鬼神、命运。《梁武帝累修归极乐》(《古今小说》)就是这样。它写梁武帝同人下棋，内侍来禀：“榼头师已在午门外听旨。”梁武帝说：“杀了他罢。”内侍就把植头和尚杀了。其实，粱说的“杀了他罢”，指的是棋子，内侍误会成杀和尚。对于这个误会，作者归到宿命论的因果报应上，说是因为榼头和尚“前劫做小沙弥时，将锄去草，误伤一曲蟮之命。帝那时正做曲蟮，今生合偿他命，乃理之当然也。”这些，显然是在作者迷信有鬼或是轮回报应的思想基础上设想出来的，是反科学的迷信之言，是毫无必然性的，是小说中的封建意识应加以认识和鉴别。
我们知道，最初的话本小说是民间艺人说话的文字底本，听众大多是市井小民，说话场所则是“瓦肆勾栏”或是村镇集市，长期以来作为通俗文学生存并流传于民间。因此，古代话本小说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毫无疑问会带上那个时代的思想烙印、认识水平、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何况，在科技发展水平底下、文明教育程度不高的古代社会，人们对许多偶然性事件感到困惑迷惘无法解释，于是倾向相信各种唯心主义的理论学说，并以此作为社会伦理，这是时代的局限和人类认识的局限。即便是如今，人类已能上天入地，但对许多领域许多现象尚无法解释，况且还不断出现新的疑惑。因此，我们今天重读和评价它们，既不可仰望也不要俯视，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把它放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去认识理解它，给与它应有的地位。毫无疑问，古代话本小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人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古代人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愿望和心声，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喜爱，并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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