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聊斋志异·黄英》中黄英的似有若无，与其题目命名为《黄英》之间构成一对叙述矛盾?这一矛盾实质上透露出故事叙述角度落在黄英——在故事中处于一个边缘“他者”的位置——的身上。同时黄英与陶生的不同结局的设计也是作者蒲松龄在消除自我认同危机中精神逃选。
　　关键：《黄英》；叙述角度；他者
　　
　　在蒲松龄笔下众多的人与花妖狐媚之间的情爱故事，《黄英》属较为奇特的一篇。虽同为写爱情故事，但与其他篇什相比，《黄英》又有所不同。《聂小倩》、《婴宁》、《连城》等篇中以女主人公为题目，故事的展开紧紧围绕女主人公的命运，并且其中女性音容笑貌具体可感，仿佛就在读者面前深情演绎着爱情的悲欢离合；《黄英》则不然，黄英不是此篇的主人公。并且始终不能让读者很清晰的触摸到她的存在，总给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感。黄英既在整篇故事中处于这样一个地位，那么全篇的题目拟为《黄英》，何也?
　　
　　一、究竟是谁在叙述?
　　
　　《黄英》这个故事的叙述者可以说是一位置身故事之外的客观的叙述者，只是在故事的末尾以异史氏的身份发表了一番评论。然而即令是再客观的叙述，也有一定的倾向性。任何文学作品没有“不着我之色彩”的。既然客观之下必有主观的依托。那么必在故事的叙述上有所流露。
　　就形式而言，黄英的正式出场几乎到了故事的二分之一处，在此之前更多的是陶生的语言和性格的展现。包括陶生最后的死也写得非常诗意。黄英在故事中所占的份额并未达到与陶生平分秋色的地步。但题目拟为黄英，这就是一对矛盾。正是这对矛盾构成了叙述上的张力，这个矛盾本身包含了作者叙述的倾向性。
　　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整个故事三个人物。作者的倾向性极为明显。作为书生形象的马子才是一个恪守正统的知识分子，以风流雅士自居。自命清高又迂拘泥执：他爱菊成癖。虽家境贫寒却又安贫乐道，不愿“以东篱为市井”。深爱黄英。却又耻以妻富。不仅不愿住到陶家，还把两家器物财用分得很清。结果徒劳无功，最后还是迁就了黄英。与此相对，黄英姐弟虽是异类的菊花精，但豁达圆通，不仅风流高雅，适性而为，更重要的是“贩花为业”、“自食其力”、潇洒自在，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作者对这两个人物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在最后的“异史氏日”中赞叹：“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然未必不自以为快也。植此种于庭中。如见良友。如对丽人——不可不物色之也。”这种叙述明显是倾向于黄英姐弟。
　　基于以上两点，不妨假设这个站在故事之外的客观叙述者正是借了黄英之口来表达自我的思想。《黄英》整个故事的建构姑且可以看作是从黄英这一角度切入的。“‘角度’包含着三层意义。首先是字面意义，即透过一个人的眼光看。其次，是比喻的意义，即透过一个人的世界观(包括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等)来看。第三。转义。从某人的利益立场(包括利益、兴趣、幸福等)来看。”
　　从字面意义层面上讲，整个故事透过黄英的眼光来看：尽管黄英在故事的前半部分很少出场，然而她隐藏在故事叙述的背后。她虽不在场。却又无时无刻不在。陶生可以说是黄英的代言人，陶生所言正是黄英所言。而陶生的艺菊、种菊、卖菊，由此“一年增舍，二年起厦屋”更是黄英的意志与行动的体现，在此陶生与黄英名为二实乃一。
　　从比喻意义层面上讲，整个故事的框架是通过黄英的世界观搭建的。情节的冲突与弥合都是以黄英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为转移，以黄英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来剪裁马子才的固守清贫迂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况“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不仅仅是黄英在嘲讽。更是叙述者的自我解嘲。故事的建构是从黄英的角度展开，故事之外的叙述者也是站在黄英的立场上提出对马生的价值观的批判。这或者可理解为叙述者借了黄英的价值观来叙述整个故事，叙述者的价值观正是借了黄英的价值观来体现的。
　　转义层面上讲，从黄英的利益立场出发。故事的发展也是以黄英的利益、兴趣、幸福为基点的。无论是开始的蓄意而来，还是最后的“终老，亦无他异”。其重心都是为黄英的圆满服务的。从现实物质生活到精神依托。马生最终都妥协并依赖黄英。
　　从叙述的表层看整个故事的叙述者一直隐藏在故事的背后来叙述，并且不介入自己的主观评价。但实质借了黄英之口发表言论，以她的隐在的全知全能掌握故事的显在的发展：以她的世界观来建构整个故事，况且“聊为我家彭泽解嘲”为明显的主观评价的介入。这些无不说明隐藏在故事背后的叙述者是站在黄英的角度结构叙述整个故事。
　　
　　二、地处边缘的“他者”
　　
　　这个故事主要有三个人物马生、陶生、黄英，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人(马生)：另一边是非人(陶生与黄英均属菊花精)。按照格雷马斯的叙述分析“关键是要在有意义的现象下找到构成意义的微观原子和分子并指出其作用。”先来说陶生。他身上具有两个符号素：作为自然界的菊花，具有人形。能说话，会思想，他身上具有自然(菊花精)和文化(社会人)两种符号素。他具有人的特点。具有人所具备的一切，但叙述者赋予他的身份却不是人，而是生物：马子才是人的身份，并且这个人是书生，拥有知识。好菊。由于好菊，让马子才与菊花精得以相遇。首先陶生对菊花无论好坏一概占有，(“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拾掇而去”)使之变为货币。并且扩大再生产。实现价值的增值。而马生对菊花的占有则是性情所致，本质而言并不是真正的占有，也就更不会使之作为价值而增值。陶生把马生手中无价值的变为价值，陶生和黄英身上具有生长性，而马生对此种货币的增值却并不以为然，并不以这种价值为价值，他身上具有的则是非生产性。

　　马生身上具有社会符号，他更多表现的是儒家思想的特点，他对世俗价值的不以为意，对菊花带来的世俗价值持鄙弃的态度，这在世俗看来恰恰是“非价值”。而以菊花所带来的精神价值为价值，以精神依托为重，此种精神价值却并不具备世俗的价值生产性(非生产性)；与马生对应的陶生具有自然(非人)的菊花精身份。同时具有社会文化的符号身份，他将马生那里的精神价值转化为世俗所承认的物质价值，实现价值的货币增值，所以说陶生身上具有生产性。
　　在与马生的非生产性性格对比中，陶生与黄英基本属于同样的角色和立场，他们都属于生产性性格，都能够将马生的精神乌托邦中的价值转化成世俗世界当中的价值，并使之增值。既不失去精神依托，同时兼得世俗物质利益，从而达到精神与物质的完美统一。
　　两者又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结局的不同)。陶生结局幻化为菊花。作为文化的价值符号被扼杀了。而黄英作为与陶生同样身份出现却与马生结合。从两个图可以看出在货币的增值上。处于非人的陶生可将马生(人)手中的非价值变为价值，而马生手中的知识在世俗价值体系中却是有价值的。非人的菊花精在世俗的价值体系中却恰恰是非价值的。这种 价值与非价值、人与非人的二元对立生成了文本的意义。那么对立，中突的结果是什么呢?陶生由人形又变为非人，名之“醉陶”。福柯说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对他人的控制。马生因其具有了这种权力，也就掌握了陶生的生杀大权，就本质而言，权力赋予他君临一切的地位。那么，作为和陶生同样地位的黄英，在结局的处理上却有所不同，和马生结为夫妇。至终老，没有发生其他的变化。黄英与陶生所作并无二致，然结果殊异，主要因其以婚姻的形式结合，这除是蒲松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理想化幻想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黄英在故事结构中所处的位置，首先在人与非人的格局中。黄英属非人一类，处于相对的边缘；而在非人这一类中陶生与黄英，黄英又作为女性而存在，这样说来，黄英处于边缘的边缘。叙述者正是站在这个处于边缘的“他者”的角度来叙述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
　　
　　三、缺场的背后
　　
　　黄英为何不自我显露而隐在陶生之后说话，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
　　第一，作为地处边缘的“他者”在参与社会公共话语的时候，不可不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黄英，或《聊斋》中的其他女性，虽说颇为大胆，已把对女性的约束条款束之高阁，何况黄英已从闺闱中走向了社会，同陶生一样担起了养家的责任。陶生外出未归，黄英则亲自督率仆人栽种菊花。所作一如陶生，且气魄更胜于陶生，她靠自己的双手和精明的经营发家致富，丝毫不逊男子。即便如此，黄英仍不可能脱离整个父权制社会作为斗争的独立个体而存在。克里丝蒂娃认为“女性符号秩序可能潜在地破坏过僵硬的象征秩序，但它却不能脱离象征秩序独立存在。简单的说，以父权表征的‘社会’领域本身和父权制同谋，而父权制使得女性主体不可能存在。”在父权制的社会中。黄英不可能有女性的主体性。法国女性主义者认为：“正是语言结构在‘无意识’地控制着女性，把女性放在了一个不能被表达的地位上”。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是被排除在中心之外的“他者”，她们充当着证明男性存在及其价值的工具或符号。黄英的这种缺场恰恰是迫于男权中心主义社会公共话语的压力的证明。
　　第二，这种写作手法能更客观地叙述社会公共领域的话语交锋。作者蒲松龄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他能够超越自身的身份来看自己阶层的代表——马生，揭示出马生的精神与物质的两难尴尬处境，并毫不容情地自我解嘲“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黄英的思想与作者的思想相差很多，但他能用彻底的“他性”来解释不同文化的思想交锋，在这一点上作者具有超前性，超越了自身所处的时代，自身所处的位置。当然在写作技法上，这种方法也给故事增添了情趣。
　　最后，谈谈黄英与陶生同类角色所得结果为何不同。陶生和黄英同属非人(生物)，在生物学上是不完善的人。生理上首先与人不同，黄英与陶生在同一类中又有性别的差异。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马生与陶生、黄英的冲突是两种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冲突，但既属同一性质的冲突。作者在处理时也有所不同。显然马生在与陶生的矛盾冲突中表现得更为激烈一些。在与陶生的第一次冲突之后，“甚鄙之”“心厌其贪”：而与黄英的冲突则要缓和得多，“凡数更。马不胜烦”，分居最后也以马的妥协来告终。同一性质的矛盾。两种不同的表现，一个激烈，以致“死亡”：一个缓和，终老，无他异。这里有性别的差异。在话语交锋的过程中。两套不同的话语针锋相对，父权制社会中只能有一个中心，同时出现两个男性，矛盾势必要激烈的多。陶生的死亡是雄性世界斗争的必然。与此相对，黄英与陶生处于同一个话语领域，因其为女性，借以婚姻的形式为这套话语争取了合法的地位。这亦是蒲松龄思想在两种意识形态、两套价值体系的激烈角逐中，逃逸出来时所作的最后挣扎，唯有婚姻这种合法化的形式能消除他的自我认同危机感。在这一意义上说，陶生与黄英同一个价值体系却两样结果也是蒲松龄自身思想斗争激烈危机下的精神逃逸。
　　总之，《黄英》中黄英看似一个似有若无的人物，但其作用甚至比我们在文本中所看到的更重要，她实质上控制着整个故事的发展；同时又由于她处于边缘“他者”的位置，使她不得不“缺场”。同时也是这样一个位置给叙述增添了叙述张力和更多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