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梁祝传说流传至近代历经千年，从产生到成型，故事形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大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都有着各自标志性的结尾。本文着意整理这三种结尾和主题的变化，并对演变背后的原因稍作探讨,重点将会放在历来为研究者忽略的大团圆结尾上。
[Abstract]: The story of Butterfly Lovers has been passed down over a thousand years and its form has changed a lot. The course of this variation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each of which has its particular ending. This thesis discuss the evolvement of the endings and the themes,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reasons of the evolvement. The stress is laid on the happy ending neglected by the researchers.
关键词：梁祝  同冢  化蝶  大团圆
[Key words]: Butterfly Lovers, be buried together, turn into butterflies, happy ending

引语
优美的梁祝故事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其流传遍及全国，可谓家喻户晓。提起梁祝，人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二人化蝶起舞翩翩的情节。但实际上，梁祝化蝶在整个梁祝传说的演变过程中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在梁祝传说产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梁祝故事只有同冢之说；自宋朝梁祝化蝶说兴起后，同冢说与化蝶说日渐合流为“同冢——化蝶”说，为梁祝故事定下了基本框架，自此以后，梁祝故事虽然众说纷纭，但万变不离其宗。然而，清代以来，梁祝故事发生了明显的转折——“大团圆”取代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以化蝶为代表的象征性结尾（相似的有化为鸳鸯、彩虹等说法）。这种情况在民间说唱中尤为突出。因此，本文觉得有必要梳理一下梁祝故事结尾的演变脉络，以廓清人们对梁祝传说只有化蝶结尾的误解，从而更深入地了解梁祝传说。由于前学对同冢、化蝶已有不少研究，故本文会将重点放在“大团圆”情节的分析上，对同冢、化蝶只略作梳理。

一 梁祝同冢
梁祝传说起源甚早。明代徐树丕《识小录》有记：“按，梁祝事异矣。《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近人钱南扬先生考究《金楼子》一书乃南朝梁元帝萧绎（公元552——555年在位）所作，因而得出梁祝故事大概起源于东晋的论断，其说甚是。不过，由于《金楼子》和《会稽异闻》都已湮没，里面梁祝故事的庐山面目我们是无缘得见了。现在可考的关于梁祝的最早的记载，是宋张津《乾道四明图经》中所引唐代梁载言（中宗时人）的《十道四蕃志》：
“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
正如孟姜女传说起源于杞梁妻拒绝郊吊这一简单的记载，《十道四蕃志》也仅止于记载祝英台有“义妇”之名和梁祝二人同冢的事实——这是梁祝传说的原始核心。至于祝英台为什么会得到“义妇”的封号，她与梁山伯有何干系，她缘何会与梁同冢等问题，梁载言语焉不详。不过，简短的记载隐约说明了，梁祝二人确如后来传说所说的，生前没有婚姻关系。因为合葬之俗，古已有之。魏晋南北朝时，民间合葬风气很盛，如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十月的诏书中，有“诏上林苑内民庶丘墓欲还合葬者，勿禁”之语。唐代时，合葬依然流行，白居易《赠内》诗就有“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之句。可见合葬，包括家族合葬、夫妻合葬，并不算奇闻轶事。梁祝事之奇，大概就在于两人生不同帷幕、死却同墓穴的遭遇。后世梁祝传说的流变，从根本来说都在这一传奇性中做文章。
时至晚唐，梁祝故事已初具规模。晚唐张读《宣室志》（见清代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七“梁山伯访友条”所引）提到：
“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贸阝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有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这是现存文献资料中第一个有情节的梁祝传说。张读的记载表明，至迟在晚唐时梁祝同冢的简单事实已具体铺演为一个有情节的故事，具有了不同寻常的传奇性：祝英台女扮男装与梁山伯共读以及墓地自动开裂、祝投墓殉情。新添加的同窗情节是梁祝的“翅膀”。女子扮作男装与男子同学的情节迎合了人们的好奇心理，既在常情以外，又在人们情感接受的范围内。此类传奇故事很容易吸引人注意。[1]而且，它对传说的原始核心事实——“同冢”和“义妇”作出不同寻常的解释，一个传奇的“因”，使原来平凡无奇的事实带上传奇色彩、使本来不知所由的事实变得合情合理。在梁载言的记载中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意味，可能梁祝初产生时只是一个关于“义妇”的故事。同窗而同冢的记载却把内涵模糊的“义”阐释为忠于感情，隐约带上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意味，折射出老百姓的愿望。这可能是梁祝主题的第一次转变。在后来的流传中，尽管梁祝的主题有种种的变化，但民间传说里，歌颂自由、追求爱情的主题一直最受老百姓喜爱。
梁祝传说的细节在流传中不断充实，但在宋代以前，传说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同窗与同冢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情节一直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梁祝故事的发源地，宁波地区，同冢的说法更是根深蒂固，直到明代，历代宁波方志中均只有同冢的记载。由此可见，梁祝传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其流传地——尤其是其中心发源地，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仅是梁祝二人同冢的故事。不过，传说的主题一直在民间和官方两种文化间摇摆不定，同冢的结尾于不同的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意味。[2]
二 梁祝化蝶
`从唐代至宋代，梁祝传说在情节上一直是单线发展的，由同窗和同冢两个基本情节构成。从流传地域来看，梁祝应是以宁波地区为中心，逐渐扩散流传开去。时至宋朝，梁祝传说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表现为宜兴地区化蝶说的兴起、扩散。
最早在梁祝传说中提到蝴蝶的，现可考的是南宋薛季宣的《游祝陵善权洞》，其诗云：
“万古英台面，云泉响佩环。练衣归洞府，香雨落人间。蝶舞凝山魄，花开想玉颜。几如禅观适，游魶戏澄湾。”
不过，薛季宣的诗没有指出蝴蝶与梁祝传说有何关系，真正显示出梁祝有化蝶新变的，应是南宋的咸淳《毗陵志》。
《毗陵志。古迹》（卷二十七）：“祝陵，在善权山，岩前有巨石刻云：‘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昔有诗云：‘蝴蝶满园飞不见，碧鲜空有读书坛。’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其说类诞，然考寺记，谓齐武帝赎英台旧产建。意必有人，第恐非女子耳。今此地善酿，陈克有‘祝陵沽酒清若空’之句。”
宜兴地区的梁祝传说是从宁波地区流入，我以为是没可疑的了。梁祝何时传入宜兴，目前没有明确的说明资料，但是流传入宜兴地区的梁祝是一个爱情故事，这点却是肯定的。因为，流传中梁祝虽被掺和了许多与爱情无关的元素，统治者更利用它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但在民间，人们喜爱梁祝传说绝不是为了，或仅是为了故事中的忠义因素，人们传诵它首先在于那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它满足了人们于现实中未能满足的情感欲望。梁祝故事在宜兴的流传情况也证实了这点：投墓同冢情节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梁祝爱情的期待和认同[3]，因而被有意无意地淡化、忽略；为同冢而生、赋予传说爱情意味的同窗情节却得到强调；新加入的化蝶情节，使梁祝传说摇曳出全新的轻灵姿态，反映了梁祝爱情主题的回归和强化。
从现有的资料看来，宜兴地区记载的梁祝传说鲜少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一般只提到梁祝化蝶的结果，或是加上二人曾为同窗之语，至于梁祝化蝶前的故事、化蝶时的情景，则很少有详细说明。如：
明，《宜兴县志》卷九明邑令（一）谷兰宗《祝英台近词并序》云：“阳羡善权禅寺，相传为祝英台宅基，而碧鲜岩者，乃与梁山伯读书之处也。”其词有：“只今音杳青鸾，穴空丹凤；但蝴蝶满园飞去”之句。
又如明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卷三十四云：“俗传大蝴蝶必成双，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说韩凭夫妇之魂，皆不可晓。”
与之相对，宁波地区关于梁祝传说的记载，基本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推其原因，恐怕还是得从两个传说系统的结尾上解释。在宁波地区，同冢说因其起源最早，一直作为梁祝传说的核心积淀在民间记忆中。所以，宁波地区的梁祝传说，会通过渲染祝英台投墓时风云变色、地动山摇的轰烈来强调二人忠贞的爱情；后来一些文人要插手篡改传说的爱情主题，突出忠义，也不能忽略祝英台投墓的情节，至多在后面附会其他情节。但同冢并不算奇闻，本身不能引起人们的联想。要使故事具备流传的资本，只能在同冢的原因上做文章，把故事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但化蝶一说就不同了。精魂不灭，化为带有象征意味的物事的情节屡见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如精卫、杜鹃的故事，又如《孔雀东南飞》里的鸳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愿望、情感寄托在与愿望、情感有相通之处的物事上，由象征物完成现实中的不圆满，由此得到心理满足。对此类物化传说人们津津乐道，梁祝化蝶就是如此。人们为梁祝悲惨的命运唏嘘，即使二人同死的结尾也不足浇心中之块垒，所以引入化蝶说，以双飞蝴蝶象征梁祝的精魂、以蝴蝶的美丽象征二人忠贞的爱情、以蝴蝶的自由来补偿二人婚姻不能自主的遗憾，使梁祝能在想象世界中团圆相守。正因为这种强烈的象征性和丰富的联想性，再加上梁祝故事深入人心的缘故，化蝶说便轻易突破故事情节的限制而单独出现。不难理解化蝶说兴起后，其影响日益超过同冢说，甚至成为梁祝传说的一种象征性符号而流传至今。
至此，本来单线发展的梁祝传说变为双线发展；同冢说与化蝶说双峰对峙之势，一直持续到明代。[4]学界有观点认为，梁祝传说第二阶段的完成和传说正式成型以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为完成标志。[5]但我以为，邵氏传记的意义更多体现在梁祝籍贯、活动地点等背景问题的调整统一。从情节的角度来说，梁祝传说的形成，应是以同冢说和化蝶说的合流为标志。广而言之，是以宁波地区为流传中心和以宜兴地区为流传中心的两种传说系统的合流。这种合流，如果说在宋朝时还不明显，那么在明代就已结出成熟的果实了。
冯梦龙在《古今小说·李秀卿义结黄贞女》里记载了一个梁祝故事，其中同冢与化蝶第一次流畅完整地出现（地裂——祝投墓——二人同冢——祝衣化蝶），二者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细节交代得相当清楚，和现在流传的传说已无大出入了。[6]
比冯梦龙稍后的徐树丕在《识小录》也记载了一个梁祝故事，更明显地体现了两个系统的糅合。它前半段文字与《宣室志》、宁波历代县志的梁祝记载相近：“梁山伯，祝英台，皆东晋人。梁家会稽，祝家上虞，同学于杭者三年，情好甚密。祝先归。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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