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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他不是积极入世,而是退避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他枯槁瘦弱的外在形象是缺乏生命活力与能量的,但他丰盈的精神与文心则焕发出一种更高境界的艺术生命力。纵观其作,流荡出宗教般的超欲望气息。只有狷介绝俗之人,才能写出清邃出尘之作,由此便不难理解其“孤淡”的审美风格了。 2． 从生平经历看。
竹垞比樊榭要复杂曲折得多。他自小家道中衰,广泛结交名流俊士,十七岁入赘冯家,二十七岁客游岭表,三十岁参与抗清。失败后南北游幕。五十岁应鸿博之试而授翰林检讨,往者慷慨卓荦之志,丧失殆尽。后被劾谪官,也曾对屈节辱志、出仕清廷忏悔反省,日日曰归,却终不见行动,再度罢官后才终于辞京归里,可见他对名业心的中毒之深。因此,竹垞早期漂泊游走,乞食万里；后期折节俯首,荣辱兼并,心情或愁苦窘困,或避祸担惊,或忏悔自责,从来没有平静过。加之身历两朝,又对朱明王室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对其灭亡愈感悲痛惋惜,对己折节愈感惭愧自悔,种种复杂难言、痛苦愁怨之情发于笔端,怎能有清寂寡淡之相？
厉鹗则要幸运得多,他无需面对王朝更替的国恨家仇,更不存在守节的出处隐显。他一生清寒,亦不曾作官,自然没有荣辱兼并、今昔对比之怨。虽亦到过京师、津门,足迹大多在江浙一带,且以坐馆为生,颇受礼遇善待。常与友朋畅游湖山,诗酒倡酬,情投意谐,自得其趣。即使功名蹭蹬,以厉鹗之性情,也不会引起太多的牢骚怨愤。因此,他的心态,要平静得多,他的生活,也要清寂得多。较之竹垞深沉的新愁旧恨、升降浮沉,他仅有闲情别绪、羁旅行役的愁苦而已。
3． 从爱情生活看。
竹垞早年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让他终生不能忘怀。对方便是《静志居琴趣》中的主人公。其人为谁,尚无定论。但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她就是竹垞的妻妹——冯寿常。竹垞长篇抒情诗《风怀二百韵》即为其所作,并以“静志”（寿常之字）名其室,足可见其心迹。
朱彝尊十七岁时,由于家贫不能纳币,入赘归安县教谕冯镇鼎家。时冯孺人福贞年十五,而其妹寿常不过十岁一女童而已。可以说,寿常是在竹垞之侧长大的,二人渐生感情。其后寿常出嫁,竹垞南游岭表,两年后始定情于梅里,距相识已有十三年之久。七年后,三十六岁的竹垞又西游云中,自是不复再见,三年后寿常卒（三十三岁）。《静志居琴趣》的写作,正值朱氏与冯女定情七年后分别,跟从曹溶游大同时,离多会少,相见无由,所以写得深挚真切,悱恻缠绵。
据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记载,朱彝尊在编纂《曝书亭集》时,许多人劝他删去《风怀二百韵》,足见这段恋情有伤“风化”,而“太史欲删未忍,至绕几回旋,终夜不寐”［2］2591。为了保留爱情生活的纪念,居然甘冒礼教世俗的谴责,足见他对这段风流韵事的极为看重,曾经宣称：“宁可不食两庑冷猪肉,不删《风怀二百韵》。”这样的恋情,与一般携妓、宠妾的浮艳之作绝不相同。
厉鹗的爱情生活则要平淡得多,他娶妻后一直无子,累买妾而卒不育。与这种因求子嗣所买之妾,基本上是无真正爱情可言的。晚年于扬州纳一妾刘氏,赵意林《寄调厉樊榭纳姬扬州》云：“歌吹残年忆竹西,欢情已作絮沾泥。泰娘才思知多少,蓼岸桃溪试品题（姬人姓刘）。雪凝柔玉满邗沟,花蕊新词乞小留。想得定情鸳帐暖,莫教月上夜生愁。”（《秀砚斋吟稿》）［5］附录即言纳刘姬事。厉鹗虽颇昵之,然刘姬终弃他而去。全祖望谓厉鹗“遂以怏怏失志死”,对其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赵意林诗中“月上”指厉鹗之妾朱满娘,人称“苕上故姬”,十七岁归厉鹗,二十四岁卒,先厉鹗十年而逝,乃厉鹗平生最相得之妾,故死后后辈以月上栗主配厉鹗,其妻蒋氏反不知何在矣。朱满娘纳于雍正十三年中秋,在湖州鲍氏溪楼,时厉鹗四十四岁。二人于中秋之夜同泛碧湖,碧浪同舟,瑶情玉色,传为佳话。月上聪慧颖异,令厉鹗赏心悦目,两人可谓一对佳侣仙俦。故厉鹗纳刘姬时,赵意林以“莫教月上夜生愁”对其早卒颇致惋惜之情。对月上之逝,厉鹗极为痛心,曾作《悼亡姬十二首》,袁枚力赏之：“东坡之哭朝云,味同嚼蜡,……近时杭堇浦太史悼亡妾诗,远不如樊榭先生之哭月上也。”(《随园诗话》)［5］附录为此全祖望《墓碣铭》铭曰：“冲恬如白傅兮,尚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贤哲固亦难禁。只寻碧湖之故桨兮,与握手以援琴。”［5］附录重提碧浪泛舟之佳话,亦可见厉鹗虽性情冲恬,襟怀孤淡,亦深于情者。樊榭有灵,定寻满娘于碧湖之上。
这对佳侣的相聚,只有短短的七年,不能不说太短暂了。竹垞与寿常虽相识二十四年之久,自定情至不复再见,亦只有短短的七年。厉鹗之佳话较之竹垞之爱情,不能不说同样“孤淡”得多。竹垞之刻骨铭心,不得相见之悱恻哀怨,是断非厉鹗能体会到的。厉鹗集中虽有一组悼亡诗,而竹垞则以整整一卷“写心”之作及《风怀》长诗来记录这段有情无缘的恋情,宁可冒世俗礼教之谴责,终不抛却,其镌心刻骨可知矣。
4． 从文化底蕴看。
竹垞叙述自己写词之经历云：“彝尊忆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迭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先生搜集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矣。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静惕堂词序》)［10］卷53“先生”指曹溶,浙江秀水人,明崇祯进士,顺治间做过广东右布政使,曾备兵大同,后不复出。工诗,尤工词,为清初导扬词风的“辇毂诸公”之一,是竹垞词学的启导者。
朱氏虽才高学富,填词却晚,自云：“予少日不喜作词,中年始为之。为之不已,且好之。”（《书东田词卷》）［10］卷53即始于客曹氏广东布政使司幕之时。他们所为，一是游踪所及的感慨吊古之作,一则是以叙写美女爱情为主的艳词。即以曹溶《静惕堂词》而言,所收将近百首令词,几乎全属《花间》一路。竹垞之学词,也应是从《花间》入手的,这从他最早的一卷词集《眉匠词》里,可以窥见相当多的痕迹。如《菩萨蛮》中有这样的句子：“绣衾金缕凤,中有江南梦。夜夜梦欢归,天涯欢不知。”宛然温庭筠、韦庄口吻。虽然他很快就跳出了《花间》的樊篱,但潜移默化于其中,势必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着内在的影响。至于朱氏“舂容大雅,实由先生”之语,乃是感激推崇之词,并不可信。
其词始于南唐《花间》小令,固不必说,重要的是,其诗亦从学唐入手,后来才转向学宋。朱氏早年曾受明七子及其后继——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三子”和以陆圻为首的“西泠十子”的影响。他十分推崇陈子龙,而陈氏的主张是续振七子格调派余风,倾重复古。因此,竹垞于诗也同样宗唐排宋,如“其少时永嘉诸诗”为王士禛所“尤爱”［11］卷下,便与取径王维、孟浩然有关。世人每以“南朱北王”并称,亦可证之。其作于康熙二十五年的《题王又旦过岭诗集》犹云：“迩来诗格乖正始,学宋体制嗤唐风。江西宗派各流别,吾先无取黄涪翁。”对斥唐宗宋的风气表示了极大不满。事实上,朱彝尊是从仕清之际开始,才逐渐转学宋诗的。但早期的创作道路,已在他笔下积淀了唐文化的精髓。
厉鹗则是典型的宋代文化的异代传人。不论是诗还是词,他从一入手就是学宋的。他对宋代尤其是南宋,有着特殊的感情,精熟两宋典实,如数家珍,有《宋诗纪事》之煌煌大著。他是浙派——学宋诗派的后期巨匠,以学问入诗,好用僻典,诗风萧寥逋峭。词风更宗南宋姜、张,幽冷孤寂。他明确宣布：“世有不以格调派别绳我者,或位置仆于诗人之末,不识为仆之桓谭者谁乎？”［5］续集自序标明了自己学宋的立场。他独特的人格气质、精神意蕴更是宋人式的“内敛”。他将其生命力敛于精神的层面,重学术,清介有守,胸怀淡泊,没有唐人的开阔气象与雍容高华,亦没有唐人的丰神情韵与开朗自信。他的笔下,是不会出现藻华暖香之气和珠圆玉润之声的。
作家个体的差异,是形成不同创作风格的根本原因,所谓“成于时代,关乎性情”(《查莲坡蔗塘未定稿序》)［5］卷3,即使同一种艺术追求,由于“体格性分之殊”［12］2,也会呈现出不同风貌。钱钟书先生云：“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12］3对朱、厉而言,可谓近之。
而在词学评价中,向有宗朱、宗厉之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厉鹗“虽才力富健,尚未能与朱彝尊等抗行”［13］1529；凌延堪则以为厉鹗居上：“词以南宋为极,能继之者朱竹垞,至厉樊榭则更极其工,后来居上。”对此,郭麟则“大不谓然”(《灵芬馆词话》)［2］1508,坚决捍卫朱彝尊。
持平论之,朱、厉二家于浙派词，一个有荜缕之功,一个有倡导之力,成就各有所长,难分高下。若以“清空”衡之：竹垞词兼长众体,深情绵缈,而过于傅采；樊榭词则专学姜、张,幽隽清绮,而丰神摇曳,可谓真正得白石三昧。正如郭麟所言：“国初之最工者,莫如朱竹垞,沿而工者,莫如厉樊榭。……白石、玉田之旨,竹垞开之,樊榭浚而深之。故浙之为词者,有薄而无浮,有浅而无亵,有意不逮而无涂泽嚣嚣之习,亦樊榭之教然也。”(《梦绿庵词序》)［7］卷2故当以樊榭词为浙派正宗。
“寂寞湖山尔许时,近来传唱六家词”(《论词绝句》之十),浙西词派当日开创风气之功,可见一斑。继朱彝尊之后,厉鹗成为浙派的中坚,他继承朱、汪等人的理论并加以发展,且身体力行,较之前辈们在审美情趣上更接近了“雅正”、“清空”的理想境界。其高明处在于清而不枯,空而不枵,写景又超然独绝。缺点一是词境不大,沉厚不足；二是过分严格地偏嗜雅洁,使后学者“徒字句修洁,声韵圆转,而置立意于不讲,……虽不纤靡,亦且浮腻；虽不叫嚣,亦且薄弱。”(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2］3460只能是渐失真情,欠缺意味。后期名家虽欲以“通变”挽救颓势,但已成强弩之末,不久便被一个新的流派——“常州词派”代之而起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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