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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的前途提供了一个企盼的旖旎风光，给他们造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优越社会地位，给他们的心理上以一种莫大的优势。而即使反对科举，坚持重门第者，如李德裕也并不反对寒门入仕，他从未因为某人出身寒微而行排挤之事。相反，李德裕是以“奖拔孤寒”而留美名的。他所提拔的薛元赏、刘三复等都是寒士。因此他贬官后才有“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回首望崖州”嗍的诗句。
而唐代的门荫与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有所区别又有一定联系的两个概念。门荫特权持有者的主体是皇亲国戚及当朝权贵，虽然在习惯势力的作用下，仍有不少人因门第清高而捷足宦途，但就门荫制本身来讲，族望门第并不具有享受门荫特权的法律地位。
并且唐代以门荫入仕者，除起点大大低于门阀士族子弟外，升迁速度也大为减慢，因此，作为这一群体上升到统治集团的决策层的比例亦逐渐减少。到唐中后期，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了。魏晋南北朝的高门士族。只要“平流进取”便可“坐至公卿”的现象，在唐代已绝无仅有了。而唐中后期，门荫制的衰落也确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其一，唐中央不断整顿和缩减门荫入仕的数量与途径。据刘海峰先生统计，两《唐书》有传之官员共1801人，唐前期899人，其中以门资、宗室、外戚、尚主身份入仕者132人，占官员总数的21.5％，唐后期905人，门资、宗室、外戚、尚主者共122人，占官员总数的13.5％。可见唐后期，其它途径入仕者数量增长更快。
其二，门荫出身所能达到的最高极限呈下降趋势，并且在社会舆论上也受到轻视。这种舆论及观念上的转变是与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崇重密切相关的，正所谓“开元以后，海内宴轻，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
总之，唐代门荫制处于隋唐五代这一带有转折性及变革特点的历史时期，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它既是几百年来世袭、世荫特权的法律体现，又是对魏晋以来以族望门第确定在选官体系中的地位的原则的(带有倾向性的)否定。门第因素在世人入仕中的作用逐渐减弱，促使了贵族官僚政治的衰落，逐渐确立了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新的官僚政治制度，这一转变到宋代基本完成。
四、小结
唐中后期社会观念中门第观渐趋衰落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1．李唐皇室对山东高门的抑制
唐代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官僚体制及权力结构均为金字塔型，因此，抑制大族、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唐统治集团维护其根本利益必然采取的措施。太宗及高宗、武后时期重修《氏族志》和《姓氏录》，重新排定氏族位次，就是要从社会地位上抬高皇族以及从属于皇族的官僚集团，抑制士族，明确制订以当朝品秩为高下的评定地位高低、尊卑等级的原则，而就附属于皇权及为中央集权服务的门荫制，这一原则体现得尤为彻底。
2．科举制对门第观的冲击
“自汉代学校制度废驰，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隋唐以后，学校兴盛，过去基本上由六朝士族门阀垄断的经学，现在广大寒素子弟也共同研习，重视儒家经典已不是唐代士族地主的特征了，尤其是唐中后期进士考试的发展，打破了学术文化以家族为中心的格局，对门第观构成冲击。
3．战乱的影响
天宝年间爆发的安史之乱、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等事件对门第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安史之乱继西晋永嘉以后。又一次引起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而在南迁的流民洪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士族地主。士族地主背井离乡，首先带来的是其原有的经济基础遭到破环，其次。大量的谱牒散失，为修撰谱书造成极大困难，族谱著述再也不能像安史之乱以前那样辨别士族真伪，澄清昭穆源流了，倒是出现了严重的紊乱不实等情况。到宪宗修纂《元和姓纂》时，士庶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受到重视，官僚之中品位稍显者，都有可能被谱录。及至朱温篡唐，世家旧族更是被大肆屠杀。唐中后期频乱的战火与动荡的政局加速了传统的门第观念的衰落与崩溃。
4．经济实力的衰退
自魏晋至唐初，交换经济尚不发达，封建土地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还比较稳固，士族的家业不易萧条。而唐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土地买卖频繁起来，这就使得：一方面，原土地所有者丧失了该土地所有权，家业迅速荡尽。如广德中，连岁饥荒。“八叶宰相”的萧复，因家贫“将鬻昭应别业”盛时，诸子皆通婚名族，后诸子“以妾为妻，鬻田宅”，家业遂替。另一方面，一些寒庶新贵广置财产，一时暴富，如家本寒微的元载，人相后“城南膏腴别墅。连疆接畛，凡数十所”。陈少游，“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原处也，以故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这种土地所有权的频繁转移，打破了财产的世袭性和垄断性，使得士族门阀这一特殊阶层的世袭财产及其凭借政治力量所进行的经济垄断，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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