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刘熙载一生恪守着儒家信仰，特别重视人格修养。他在《艺概》中，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并明确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这一论诗范畴。他特別服膺陶渊明，认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本文试图通过刘熙载对陶渊明论说的分析，以窥其思想及他对人品重视的原因。

　　关键词：刘熙载；人品；《艺概》；陶渊明
　　
　　刘熙载是一个粹然儒者，《清史稿》称其“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①[注: ①刘熙载兴学育才，传承孔孟之学，并注重笃实践履，这与胡瑗同。]。他在晚年所撰自传性《寤崖子传》中说：“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迁善改过”是儒家自我修养的根本，“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刘熙载在自述中以此自称，可见他不仅主张且以身实践着儒家道德修养。咸丰帝曾赐他“性静情逸”［1］四字，胡林翼以“贞介绝俗”［1］特别推崇。在他督学广东时，曾作《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四箴训士，认为学圣贤应先从这些开始。他所撰的《持志塾言》、《读书劄记》、《游艺约言》和《艺概》等书中都表现了其书生本色和儒者气象。刘熙载“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2］13158，就是把陶渊明当作这种典范而以此笃实践履的，可谓遥承陶氏意趣。
　　
　　一、“大要出于《论语》”
　　
　　陶渊明的价值是一个逐渐彰显的过程，特别是到了宋代得到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学家和学者的钦慕，他们推崇陶氏独立的人格和创作任意无为的精神。之后不同时代对陶氏有不同的阐释，清代人对他也别有体悟。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考据之风盛行，崇尚博闻实证，影响到文学上表现为重视学问，许多文人和学者在谈文论艺时强调学问与人格的并重。钱谦益“诗有本”说、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注重诗人的胸襟及强调诗文须根柢于学问，并且认为诗人思想道德和艺术素质两方面的修养是写出诗意深厚、诗境质实之作的前提。沈德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3］。这里的“胸襟”大约是先天秉性和人格器度综合的素质，“第一等真诗”是需将人的胸襟、人品与学问融为一体。陶渊明的诗并非只直抒性情而已，洪亮吉说：“人但知陶渊明一味真淳，不填故实，而以为作诗可不读书，不知渊明所著《圣贤群辅录》等，考订精详，一字不苟也。”［4］可见，陶渊明的学问不一定以“故实”的形态出现，“真淳”也需读书，需要学问的依托。那么当诗人将学问与人格融为一体并达到一种化境时，即便自出机杼，亦为精深之言，陶渊明卓尔不群的人格何尝不是从学问中汲取营养。他的诗冲和平淡，其骨髓却在于“厚”与真性情，此皆因他有伟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修养。
　　“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5］224 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陶渊明是出于儒家，清代却能踵事增华，使陶渊明为儒家说成为一种特色，认为陶氏几乎可以列于孔门，是儒家中的典范。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都认为陶渊明其人其言都符合圣贤之道，这体现了清代的文人学者对儒家人格修养的重视。刘熙载对儒家思想也有他独到的体会。他赞赏陶氏诗文的高明，但更加推崇他的人格魅力，认为陶渊明是因崇高的人格，才有他诗文的通脱率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通常认为陶氏受玄学思想较深。萧统、朱熹就主道家之说；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主张新自然主义说，说陶渊明始终是天师道的信徒，是外儒内道之人；朱自清认为陶氏的主要思想在道家［5］224。而刘熙载却提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然陶氏的诗似乎与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不符，那么刘氏是怎样理解的呢。“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6］54“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6］55
　　颜回“忧道不忧贫”，有圣人淡泊之志；曾点能与人偕乐，何尝不能自乐；而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陶渊明在《述酒》、《拟古》、《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杂诗》等诗中表现了“忠愤”之情，并提到了许多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之十六），“诗书敦宿好”（《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并一再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自勉“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在当时找不到知音，于是打破时间的界限，心游于千载，发现了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古人，并说“何以慰吾怀，赖古此多贤”（《咏贫士》）。刘熙载从陶渊明的诗中窥见的是作者的人品。“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至语气真率，亦不夸，亦不让，亦令人想见其为人。”［7］583刘熙载把陶渊明归入儒家，认为他那种胸襟是儒家自我人格修养的表现。所谓“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这种“道”在刘熙载看来就是儒家之道，他从陶渊明那些描写田园生活、悠闲自在的诗句中深触到一位儒者的情怀。陶渊明的“真”也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他能诚以待己，拥有高尚的道德，而这一切都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孟子•尽心》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陶渊明以他这种真诚不仅是道德的真诚，而且是人性的真实感动着许多人，并将这些率真地表现在自己诗文中，正是这种感人的内在思想品质，再加上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才有其诗文的厚重。
　　沈德潜《古诗源》中在《饮酒》其二十中的批注说：“晋人诗旷达者徵引《老》、《庄》，繁缛者徵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8］他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该首诗而言的，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论：“照本书所引（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余。那么沈氏的话就有问题了。”［5］224 他还认为“真”、“淳”都不见于《论语》，是道家的观念。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引用次数来判断某位作家的思想，“真”、“淳”虽不见于《论语》，但儒家的“诚以待己”的思想何尝不能反映陶渊明的真性情。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思想中既有儒家的又有道家的，刘熙载没有像沈德潜那样认为陶氏“专用《论语》”，而是“大要出于《论语》”。由于“中国有文字的文学的根，只能求之于儒家的经”［9］11，儒家是文学的主流，它发展了“仁义”的这一面，并非排斥道家“虚静”的一面。“道家‘虚静之心’与儒家‘仁义之心’，可以说是心体的两面，皆为人生而所固有，每一个人在现实具体生活中，经常作自由转换而不自觉。”［9］10刘熙载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了强烈的儒家的精神，却也没有排斥他身上的道家思想，“他一生品格立脚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不屑不洁‘的狷者，到后来操养纯熟，便从这里头发现出人生真趣味来”［10］。刘氏并非为顽固的守道士，而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其“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2］13158。可见他是对儒家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后，才看到陶渊明的志趣的。
　　
　　二、仕、隐与“君子之志”
　　
　　陶渊明虽过着隐居生活，却是符合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精神。刘宝楠说：“孟子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又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11］261又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1］ 303。陶渊明并非遁世不问世事，他人品之高，与儒家这种天下无道则隐，以修身见于世之义相合。正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1］262。陶渊明知富不可求，乃从其所好，回归自然。所谓“圣人之不苟仕，存其义也。此与仕以行义，其心一而已矣”［7］542。陶渊明诗文的“真”是从胸臆中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他隐逸并非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刘熙载说：“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6］55“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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