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雎》禽鸟喻义问题，自来论者甚众，歧见多有，可商之处往往而在。细推诗意，征诸载籍，当知“关关”固为独鸣，“雎鸠”乃喻君子，“挚(鸷)而有别”实指勇而有礼。
[关键词]《关雎》；禽鸟喻义；雎鸠；隐语；鸷而有别
《关雎》这首诗，历来谈论的人很多，其中的禽鸟喻义问题，更是千古聚讼，积不能平。从鸿、光式举案齐眉的爱情，到蛮族时代粗野奔放的性虐快感，种种奇说异论，莫不有入主之。这些观点的形成，从程序上讲，似乎应该基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其一，诗中所涉及到的雎鸠是怎样一种鸟；其二，此鸟立于沙洲之上，意欲何为。然而。从历代的诠释实践中，我们很难获得对这一程序的印证。因此，有必要对本诗的禽鸟喻义作出重新解读；而在解读之前，同样有必要对以往的代表性观点进行分析判断。
一 赋予性格——由诗意理解决定的对象描述
毛诗系统的早期权威毛公，对雎鸠的解释很简单，“王雎也，鸟挚而有别”。事实上，对于一般人而言，“王雎”这个名称并不比“雎鸠”来得更通俗一些；而在传写过程中，状况雎鸠的关键字也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在某些早期版本中，“挚而有别”之“挚”原是写作“鸷”的。因此，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句出自大师之口的笼统界定，竟逐渐演变成为后学争论的渊薮。
稍晚于毛公的郑玄属于“挚”字派，而且明确舍弃了此字中本也涵有的“勇猛”之义(在这个层面上与“鸷”相通)，转而诠释为很有纯情气息的“至”字。所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
那么，郑玄对字义的细化、明确化，符不符合毛公的逻辑呢?常常被腐儒讥为“不学”、实则很了不起的欧阳修在他的《诗本义》中对郑玄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先儒辨雎鸠者甚众，皆不离于水鸟。惟毛公得之，曰：‘鸟挚而有别’——谓水上之鸟，捕鱼而食，鸟之猛挚者也。而郑氏转释挚为至、谓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鸟兽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鸠之情独至也哉”。换句话说，郑玄悖离了毛公本来很“允当”的注解，犯了“修正主义”的毛病。
但从欧阳修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潜意识里其实也认为郑玄的“修正”是为了让毛公的说法更加圆通。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根据《传》旨，《诗》写雎鸠雌雄相和而又保持距离，意在比拟君子、后妃之间典雅端正的交往态度。如若根据挚与鸷的通用义，将雎鸠理解为猛禽，岂非与《传》旨不谐，且唐突佳人之至?《诗本义》里便藉他人之口设置了类似问难：“或曰：‘诗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挚之物比之，岂不戾哉?’对曰：‘不取其挚，取其别也，……”郑玄没有采用这个通用义，自然也就避免了类似问难；而在不存在类似问难的情况下，譬如注解《曲礼》“前有挚兽”时，这个通用义却又受到了同一个人的欢迎。
要之，永叔、康成都认为毛公“挚而有别”的说法可以成立，但需要予以特别说明。二人的分歧，仅仅在于“说明”的方式。前者有取有舍，于挚、别二德之中取其合于诗教者。引而申之，以为诗人固是如此兴寄、毛公固是如此训诂、读者固当如此理解。盖同一事物，在生活中言之，为实体；在意境中言之，为物象。诗人写情造境，自不同于科学家格物致知，本无须囊括实体的所有特征。然则且不论说诗正谬，仅就标明“诗人所取”而言，欧阳修确实胜过经生的一味穿凿，很得文人雅致。后者因事择义，曲为之说。“挚”字在形容鸟兽时，郑玄本亦取其“勇猛狠戾”之义。但置于本诗，实与郑玄所接受的《诗》旨不谐，于是辗转相释，蹊径别通，卒变不和谐为和谐。
根据欧阳修的解说，我们可以大体想象出雎鸠是怎样一类鸟，却无法将这类鸟和他所强调的特性联系在一起；根据郑玄的解说，我们可以了解这种鸟的习性(尽管是拟人化的)，却无法想象出这是怎样一类鸟。到了朱熹给《诗经》作集传时，便吸收了两派的长处，既能标出雎鸠这种鸟的特性，又能让人想像出这是自然界的哪类动物。他注解道：“雎鸠，水鸟，一名王雎，状类凫鹥，今江淮间有之，生有定耦而不相乱，耦常并游而不相狎”。根据他的描绘，雎鸠变成了和野鸭、江鸥相近的乖巧禽类。这样解说，固然照顾了娴静婀娜的淑女，使得雌雄和鸣的意象理解起来更为妥帖；但同时也革了毛公、郑玄、欧阳修等人的命，他不再把精力放在模糊实体、突出特征和穿凿字义上，而是依照两宋士大夫心目中温文尔雅的爱情模式，直接为这首千百年前的诗歌择定“合适”的起兴禽鸟。
与朱熹同时代的王质，从郑玄对《月令》“鹰化为鸠”的笺释中得到启发，主张以布谷鸟作解。王质的思路非常有趣。他不赞成将雎鸠理解为雕鹗，理由是，此类惯于搏击的猛禽，名字中怎么能带有“鸠”字呢?这就好比看到“大虫”、“长虫”等字眼时，绝不许想到“老虎”和“蛇”一样。既然名字中带有“鸠”字，则雎鸠之为物自必去鸠不远。于是，偏名所指遂混同于全名所指，《月令》郑注之鸠遂混同于《关雎》之雎鸠。其中的荒唐处，正如以“虎”解释“壁虎”、以“鸡”解释“莎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由此看来，《提要》里说他“间涉穿凿”恐怕不为无据。
元明两朝学者，或近王说，如郝敬之流；或守朱说，如许谦、刘瑾、梁寅之流。要之，多以“柔禽”作解，以顺妇德。逮至清朝，则又大多走回了欧阳修的老路，既释以“猛禽”，又明乎“取别”。
综合来看，上引种种观点，或证前说之瑕而难掩己见之疵，或假申述之号而卒行篡夺之实，驳来辩去，素难餍服人心。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于庙堂学术的体制化罗网限定了自由思考的范围，学者们只能在官方主旋律的钳制下进行细节阐述。主旋律正确，固无足论；主旋律错误，也要辩护多方。《关雎》既被官学系统视为正夫妇之大伦的王者之“风”，解诗者自必无复他念，惟以印证此主旋律为指归。至于印证之“严密”与“忠诚”——譬如，必谓雎鸠在洲为雌雄和鸣，必谓雌雄有别如道学夫妇人前作态，必谓宏旨无乖而字、义、禽鸟翻容转训别求——则又出乎今人想像之外了。
二 破译行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隐语解读
摆脱了儒教的严肃包装以后，《诗经》渐渐散发出纯净而性感的光泽。历史上那些苛刻的道德论者，譬如朱熹，往往指斥郑风多淫诗。其所谓淫的标准，在今天看来已非常滑稽，大可置而不论；倒是他们在批判的名义下，表现出来的对风诗中某些朦胧暗示的敏感，很值得我们注意。如果只是因为斥者的荒谬，便对这些暗示视而不见，又或者转而支持斥者的反方，回归到政情讽刺、附会史实的旧解上，则反不如视为淫诗更接近诗旨。
此类近乎焚琴煮鹤抑或采花折柳的两难问题，在闻一多先生那里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一方面，艺术体悟上的敏感使他能够及时捕捉到诗中的暗示；另一方面，时代的进步、态度上的宽容平和又使他能够对暗示的内容作出科学解读。
在《说鱼》篇中，这些躁动的暗示被称为隐语。闻先生以为，在中国语言尤其中国民歌中，鱼所代表的隐语是匹偶或者情侣；以此类推，打鱼钓鱼等行为暗指求偶，烹鱼吃鱼等行为寄喻合欢或者结配；另外，还有一种比较复杂的形式——鸟兽吃鱼，则是以鱼象征求偶求欢的被动方、以鸟兽象征求偶求欢的主动方。文中列举了近百条例证，源自《诗经》的不过十分之一；也许正因为如此，上述观点对于《诗经》研究者来说，才更具有通例性和启发性。但闻先生本人并没有像受惠于他的许多学者那样，将其贯彻于《关雎》篇的解释中。
较早用“食鱼，求偶”说破译雎鸠行动的是孙作云先生。他将雎鸠理解为鱼鹰(鹗)——食鱼猛禽，而非闻先生所倾向的乖巧鸠类。这一物种判断上的差异导致了一个奇妙现象，即：在闻先生无法用其凡例解说的诗篇中，孙先生可以解说得十分妥当。
关于食鱼隐语的产生根源，孙先生在其《诗经恋歌发微》中作了初步探讨。该文第四章开头说：“因为古代男女在春天聚会、在水边祓禊唱歌，即景生情，因物见志，所以在诗中往往用钓鱼、食鱼来象征恋爱，寻致成为一种专门性的隐语，如俗说之所谓‘典故’”。同章结尾又重申其义云：“当初男女欢会在河滨、拔楔在河滨，因此把这些带现实性的东西变成打情骂俏的隐语，以后就完全变成一种套词，一说到恋爱、一说到结婚，就把它用上了”。相较于后之学者对西方理论的爆炸式“借鉴”，这段“本土论述”虽嫌简朴，却很中肯。
《发微》篇面世以后，以食鱼，求偶为线索诠释《关雎》，渐由僻途别径蔚为康庄通衢。论者既众，分析既深，遂牵涉到诠释的距离与界限的问题。譬如，我们上面所说的性感光泽，在传统经师那里被严封密裹起来，固属暴殄天物；那么，在现代学者手中被还原或者发掘到什么程度，才算合宜呢?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还是错采镂金式的妖冶?抑或置之于蛮族时代，展示其粗野奔放的动物本能?又或者在幽邃隐秘的心理世界，探究其感官体验的快乐源?九?此间涌现的相关撰述，持论颇及生殖崇拜、性交禁止、性交自由、掠夺婚、对偶婚等原始遗俗；征引则自《说鱼》《发微》而外，多取给于霭理士《性心理学》等西人专著；佐证则旁摄土著舞蹈、岩刻壁画、器物图文、民间工艺，而间以己意释之。论其优点，当然是眼界开阔，镜取多方，为前贤所不及。但缺点也往往由此而生，那便是，取镜虽宏，津梁乏绝，在如何由A合理推导出B合理上缺少必要的证明。
若说其中的上乘之作，自然应提及刘毓庆教授《关于(诗经·关雎)篇的雎鸠喻意问题》一文。此篇搜罗既丰，考辨亦详，核其要旨，约有三端：其一，在前贤的基础上增列先秦器物及民间工艺材料，证明鸟食鱼“性爱”隐语的普遍性；其二，对“雎鸠捕鱼、食鱼”的隐语根源，从社会学和性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证明其产生与掠夺婚、性虐快感有关；其三，从“历史、文化观念与民族心理变化”的层面，对雎鸠喻意的文化误读作出解释。笔者属稿前，以其赓续前修、别开生面，曾激赏研摩再三，自以为颇受启发教益。只不过，仍有些许疑惑思之未安，谨次第述之如下。
疑惑之一，器物图案的诠释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图案也可以构成另一种形式的隐语。无论诗歌中的文字还是器物上的图案，之所以被称为隐语，是由于它们能在特定的叙述背景中传达未明言的第二义。譬如，折柳，从本义上看是对柳条物理特征的改变，但在《章台柳》之类的歌词中，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追求女色；而在十里长亭送别时，又应该把它理解为挽留故人。若无特定的叙述背景，即无第二义可言，也就不能成其为隐语。相对于诗歌属意连贯、善叙动作的特质而言，器物图案的静态描写较难表现视觉属性之外的秘密。这些孤零零的画卷，也许有政教方面的特殊内涵，也许是对某个生活片段的截取，又或者仅仅是出于装饰目的的涂抹勾勒，总之，若不能在文献、传说、习俗、环境的帮助下构拟出叙述背景来，便无从判断其象外之意了。
刘先生在《喻意》一文中，共列举了三组十五种图案。第一组为鸟鱼同处型，所属器物涉及战国陶壶、秦漆盂、民间剪纸；第二组为鸟啄鱼型，所属器物涉及新石器时代遗器、西周玉雕、秦瓦当、西藏日土县岩画、传统压胜钱、民间剪纸；第三组为鱼吞鸟型，所属器物为出土陶器。一、三两组图案除剪纸造型以外均未获明确推断。被援以为证据的是第二组，刘先生认为，其鸟啄鱼造型带有明显的性爱象征。因而，此组图案也就成了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可以分为几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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