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文献流传形式和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的整理已受到普遍重视，但其中“古佚书”的整理尚未全面展开，应开展前人所辑古佚书的全面整理和古佚书新辑工作。近百年来出土文献约百七十余批，原文披露者和整理发布者尚为少数，应加强出土文献的基础性整理和研究工作。复制、整理域外古汉籍应不断加强。民间古文献数量众多，收藏分散，急需抢救。
关键词：古籍整理；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
Abstract: By spreading and keeping forms, classic documents in our countr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ncient, unearthed, folk-preserved ancient, and foreign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Since common concern is showed with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especially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an overall rearrangement of scattered ancient classics edited by the early scholars should b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Key Words: rearrangement of ancient classics; handed-down ancient classics; excauated document; folk-preserved ancient classics; foreign Chinese ancient classics
从文献流传、保存形式来划分，我国古文献可分为世传古文献、出土文献、民间古文献、域外古汉籍四大类。世传古文献指在学界公开流传或被学界所知和被图书馆保存（含个人藏书）的古文献，它是我国古文献的主体，自隋代正式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出土文献是考古发掘和发现的前世文献，依其载体不同而分为竹简木牍文献、缣帛文献、甲骨文献、金石文献等。民间古文献指在民间保存和小范围流传而没有进入公私目录系统的文献，含古代民间之谱牒、石刻、文书、应用文籍和民间创作等。域外古汉籍指流出国门的汉文古籍和域外产生的汉字古文献等。
改革开放近30年来各类文献的整理取得很大成就，但我们今后还应注重文献整理的重点。
一、 世传古文献的整理
与古佚书辑考世传古文献整理和研究的队伍庞大。目前全国有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百余个，其中高校古委会直属机构近30个；这些机构中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专职人员有千余人，再加上从事古代文学、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代科技等研究人员的部分参与，估计现有近万人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
建国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渐受重视。上世纪50-60年代，出版过诸多文史资料汇编、全集、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性丛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可谓其标志性成果之一。改革开放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启动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甲骨文合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大藏经》、《中华大典》等重大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领导工作委员会部署了跨世纪古籍整理工程“八全一海”，即《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文》、《全明诗》、《清文海》，本世纪初又启动了《魏晋全书》；山东省启动了《南北朝全书》，甘肃学者正在编辑整理《先秦文海》。除“全唐五代文”外，世传古文献的主要部分大都有人在整理或已陆续出版整理本。
国家图书馆正在实施的“古籍数字化工程”，使世传古文献的流通和利用将更加便捷，它代表着当前古籍整理的另一大学术发展趋势。
但世传古文献中古佚书的系统整理工作尚未全面展开。
孙启治、陈建华先生《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建国前326种丛书所收前代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间古佚书5 206种，其中经部18类1 702种，史部 12类884种，子部12类763种，集部2类1 857种［1］，而前代人所辑此期古佚书的实际存量还应多于此；并且，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前尚无综合目录，尚未全面统计。那么，古佚书应是一笔数量巨大的世传古文献遗产。
这批庞大的文献遗产是研究古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及军事史、宗教史等必不可缺的重要基础文献，故至迟自宋代起，学界就开始辑录古佚书。(注: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卷8《辑刻古书不始于王应麟》条，古佚书佚文的辑佚和辑刻，始于北宋道士陈景元辑《相马经》。)这一工作在明清两代取得很大成就。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著录前人所辑先秦至南北朝古佚书5 206种中，绝大部分为明清人所辑。
近30年古佚书辑佚的成就，可以国家图书馆影印的《古籍佚书拾存》（全8册）和《古籍丛残汇编》（全7册）为代表。前书共收录成书于清代至民国间的辑佚、辑录之作6种，涉及古佚书200余种，其中不仅有珍贵的汉魏遗编，还有流失域外且国内无存的隋唐典籍，和鲜见流传的明清著述及从未刊行的抄本、稿本。后者从不同丛书中精选、采撷三国至北宋间古类书、古佚书150余种，汇为一辑，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均为史料价值高、版本较好、流传不广之古佚书。
总之，古佚书辑佚工作历代都有人在做，且已取得很大成就，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辑佚书。但是时至今日，尚无全面总括前人辑佚成果的整理著作问世，故今后世传古文献整理的重点之一应是启动“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
“古佚书系统整理与辑考工程”的实施可分为四个步骤：
1. 在孙启治等《古佚书辑本目录》基础上，编制《古佚书辑本全目》。除孙启治等所调查的326种丛书外，再借助古籍书目，在更大范围内开展古佚书辑本目录的调查，重点补充前代人所辑隋唐及其后古佚书目录，然后仿“四部分类法”编成《古佚书辑本全目》。
2. 对前人所辑古佚书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依据新编成的《古佚书辑本全目》，将前代学人所辑古佚书分类按篇汇集，将各篇汇集之佚文对比缀合，剔重补佚，点校整理。
3. 开展古佚书新辑工作。利用各图书馆藏和各种数字化典籍之便利，对前人辑佚漏失之上古佚书作新辑。
4. 汇合新旧辑佚，整理编辑成分部分类编排的多卷本《古佚书集成》。
二、 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整理
近百年来出土文献批量众多，初步调查有170余批(注: 参见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网站2005年11月14日发布单育辰《一九○○年以来出土简帛一览》。)。其中出土竹简木牍文献数量在100支以下者近110余批约7 000余支，在100支以上而不足500支者计30批约7 8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500支以上而不足1 000支者计8批约5 6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 000支以上而不足10 000支者计12批约27 700余支，出土竹简木牍数量在10 000支以上而不足100 000支者计5批约9万6千余支；而出土竹简木牍10万支以上者1批约140 000支；总计出土竹简木牍文献170余批约28万余支。另外出土缣帛文献4批。
在这170余批出土文献中，有19批简帛文献存有近200部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如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148支简牍中有《墨子》佚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4 942支简牍中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等。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墓出土的2 500支简牍中有《论语》、《文子》、《六韬》、《儒家者言》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曾侯墓出土的30件帛书、帛图中有《老子》（甲本、乙本）、《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相马经》及《丧服图》、《城邑图》、《卦象图》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 155支简牍中有《语书》、《为吏之道》、《编年记》、《日书》、《秦律十八种》等。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6 000余支简牍中有《仓颉》、《诗经》、《周易》、《庄子》、《大事记》、《吕氏春秋》、《天文历占》、《算术书》、《相狗》、《楚辞》、《儒家者言》、《春秋事语》等。1983—1986年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墓出土的1 236支简牍中有《奏谳书》、《脉书》、《引书》、《算数书》、《却食气》、《盗跖》等。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的4 557支简牍中有《国语·吴语》、《逸周书·大武》、《管子·霸形》、《宁越子》等。1993年江苏东海尹湾东汉墓出土的168支简牍中有《六甲阴阳书》、《元延二年起居记》、《行道吉凶》、《刑德行时》、《神乌赋》等。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805支简牍中的《老子》（甲、乙、丙本）、《太一生水》、《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六德》、《性自命出》、《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语丛》，以及1994年入藏于上海博物馆的1 200余支楚简中的《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性自命出》）、《民之父母》（《孔子闲居》）、《子羔》、《鲁邦大旱》、《从政》、《昔者君老》、《容成氏》、《周易》、《仲弓》、《恒先》、《彭祖》、《采风曲目》、《逸诗》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乐礼》、《武王践阼》、《赋》、《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等，更为大家所熟知。
这些出土的可与世传古文献对读的典籍、久佚的古佚书以及其他古文献的学术价值，王国维先生于清华研究院讲演时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2］以“地下之新材料”弼正或补充“纸上之材料”［2］卷4，对于古代文史哲研究，尤其是对于资料相对缺乏的先秦两汉文史哲研究，具有重大作用和重要意义。因而，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在学界甚受重视。
出土文献的初步释读多由发掘单位组织进行。如[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