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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年前的梦”的形式与现代文学中的性爱理想接上了榫。到了1980年代中期，随西方各种思潮的涌进，作家们对性的认识和表现越来越脱离了既往文学规范的羁绊。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铁凝的《麦秸垛》、《棉花垛》，刘恒的《伏羲伏羲》都冲破了性描写的禁区，把性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来展示。同时随着作家性道德观念的转变，作家的个性、风格也逐渐通过爱情/性的叙述显示出来。新时期早期的“伤痕+爱情”、“改革+爱情”等模式化的叙述逐渐为独具个性的细节性的爱情/性描写所代替。《小城之恋》中男女主人公那一次次的偷欢所展示的疯狂情欲，很难用以往现成的文学史话语来给以圆满的阐释。上述情形说明中国文学的爱情/性叙事在1980年代有了独特的样式。
但是，像王安忆、刘恒、铁凝对性的个性化描写并不容易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肯定。倒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钟鼓楼》能够反映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爱情/性的描写、人性问题的探索、现代小说手法的运用等文学问题都应该与现实政治功利联系在一起。《钟鼓楼》显然在这些方面是适应这些要求的。它以一种“橘瓣”式的结构力图在一天的叙述时间、一个大杂院的叙述空间中展示老北京全方位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故事。在这部被作者自得地称之为“接近于是一部具有现代精神的现代小说”中，爱情/性的描写显示出刘心武此时的文学观念：一方面要探讨人性问题，一方面又被自己的“政治热情”所左右，试图“为今天引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改革的党和政府分忧。”（14）这两个出发点规定着这部小说的爱情/性描写。例如，刘心武在小说第三章中以大量篇幅探讨了以新郎薛纪跃为代表的这一代青年人的性心理治疗问题。这是刘心武小说中不曾出现过的现象。但是，刘心武借助心理学的知识还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他不仅以此分析了薛纪跃性心理的形成，还分析了新娘潘秀娅不安心工作的问题。由此，一个性心理问题被放大为一个如何教育青年的社会问题。另一个能够显示作者这种文学观念的例子是澹台智珠与慕樱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在舞台上风光无限的京剧名角澹台智珠在日常生活中却要忍辱负重：她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还要时时抚慰因为地位差异而自卑的丈夫，以努力做家务来显示出一个好妻子的本分。而慕樱则是另外一个典型：为了追求爱情自由她不顾世俗的闲言碎语，抛弃家庭、儿女。先是从爱情蒙昧中，后是从日常生活琐碎的满足中（“包括性生活的满足”）挣脱出来，去追求“一种精神上的爱”。这种精神上的爱的代价是她不能与自己所爱的老干部光明正大恋爱，因为后者“在搞改革，他的精神承载着太重的负荷，他没有时间和精力恋爱。”她只能选择等待。这样判然有别的两个人物及其她们的爱情/性观念在小说中都没有被作者施以明确的善与恶的评判。（作者对小说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包括粗俗不堪的卢宝桑、小流氓姚向东几乎都没有向过去一样给以明确的判断——这就是刘心武作为一个拯救别人灵魂的牧师在起作用）
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确是如作者所说，是一种叙事态度的自觉所导致的文学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我不充当读者的老师。我怎么见得就比读者高明？我把自己同读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15）他有意识地要“超越出对善恶是非的强烈判断态势和爱憎色彩，表现为一种比一般人道主义更深厚浑实的宽容与谅解。”（16)这种叙述态度的自觉使得这篇小说在整体结构、文学语言等方面呈现出“现代小说”诸种特征的同时，在爱情/性的描写中，作者表现出同情与宽容的一面。
另一方面，这种判断的首尾两端则可能是由于作者无法摆脱他文学观念上探索人性与政治热情之间的分裂。作为一个人性的探索者，刘心武能够认识到爱情/性与人的自由之间的联系，他在慕樱这个人物身上，灌注了这方面的理想化认识。但是，对政治的热情又使得他不可能像张洁、王安忆那样去竭尽全力地探索爱情与性的自由本质。“为党分忧”的立意，不得不令他顾虑到这种爱情/性的自由本质对现实的破坏性。因此，他以“一种比一般人道主义更深厚浑实的宽容与谅解”来包容了现实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在澹台智珠身上就显示出他的现实性认识。不过，包容并不等于矛盾的解决。慕樱与澹台智珠的并列正是刘心武面对矛盾时的无力。显然，刘心武无法弥补这两者之间巨大反差，只能含糊地同时施以同情、理解了事。
因此，刘心武创作从教师到牧师的自救显然是不彻底的，也很难说获得了多大的成功。综观这一时期的小说（尤其是《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纪实小说），强烈的分忧意识总是使他试图从全局去认识、表现生活，他的人性探索的努力常常为“铸灵性”的主观意图所干扰。（17）我们看到《班主任》式的叙述者仍然在强烈地影响着刘心武的写作。这种影响不仅使像《钟鼓楼》这样的小说仍然充满说教，这说教又常常破坏了他对叙事的自觉；表现在爱情/性描写上，则是爱情所蕴涵的人的自由在刘心武笔下被他的分忧意识消解于无形，爱情/性描写因为急于贴上社会问题的标签而失去了个性。澹台智珠这个人物不消说在改革文学中就已经成为烂熟的典型。而慕樱这个人物的塑造也几乎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她和老干部齐壮思的爱情故事脱胎于新时期另一篇著名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但是，她并没有得到多少读者的同情，大量的爱情说教让这个人物贫乏得可怜。爱情是人的感情，而慕樱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包括孩子。她的决绝使人以为她只为爱情而生。因此，陈墨把刘心武笔下的人看作是抽象的人而不是具体的人是极有道理的。
三、 从中心到边缘：自救的限度
始终处于文学中心的刘心武，不太可能走出“牧师”的角色，也就很难彻底地反省他的文学创作。他笔下的爱情/性描写与性的自由叙述也缺少沟通的可能。1987年发生的“舌苔事件”深刻地改变了这一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马建，发表于《人民文学》1987年第1期）由于“严重违反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作为刊物主编的刘心武也受到了他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不仅被停职200天，而且受到了当时各主要媒体署名文章的严厉批判。（甚至到他1990年离开《人民文学》的时候，“舌苔事件”仍然被抓住不放。（18））虽然刘心武1987年底重新回到了主编的位置，但是这种大级别的批判，以及在这种批判中的人情冷暖使得没有经受过“大风浪”的刘心武在文学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在写《我爱每一片绿叶》、《如意》、《钟鼓楼》的时候，面对外在的刺激，刘心武的变化还不是本质性的话，那么“舌苔事件”则对刘心武产生了本质性的改变。他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提倡的以理解、宽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发现了一种根本无法理解、与善无法并置的“人性恶”。随后的美国之行则使他从“舌苔事件”中更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明“既尊重个人自由，又很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契约。”由此，他的人道主义的重心开始转向了“人的尊严和个性的价值”。（19）
“舌苔事件”给了刘心武一个自我反思的机会，而1990年从《人民文学》主编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及当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使他重新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定位。1990年代大众文化的浪潮，一方面使刘心武的身份意识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坦承，他的写作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意图；另一方面，文学中爱情/性描写的私人化倾向也带来新的意义：它是文学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步武，摆脱沉重社会承诺的一种策略意识。（20）关于前者，我们看到，刘心武已经“自知什么什么责任‘历史地落到肩上’，比如说响应‘时代呼唤巨著’或‘为文学史留下丰碑’，我都既无力也无能更不必亦不拟挺胸耸肩地予以接受。我不过是一名极普通的作家。”（21)他写作的追求也从政治、伦理道德的“使命感”，转换到传达“自主选择的一种心灵体验”。“力图以一种更具穿透力的终极性目光，直捣个体生存和群体活动根本价值根本意义的‘黄龙’，直捣人性的深层，那时作家就更象一个哲人而非‘火线’上的‘战士’。（22)这种身份意识的变化对于刘心武来说似乎是本质性的。
刘心武对于1990年代爱情/性描写的文学策略意识的认识变化应该追溯到“舌苔”事件。《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之备受批判，除了民族问题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其中的性描写。马建在小说中写了藏族少女米玛、玛琼悲惨的性生活，也写了女活佛桑桑·扎西由于性本能泄露而失败的灌顶。这些性描写后来被与当时以性本能描写作为人的本质的思潮联系起来。批评者认为，这种“错误的”思潮“致使大量性心理、性意识、性行为、性展露，充斥各种题材的各类文艺作品。”“《空荡》是文艺界中“低级粗野的所谓‘性描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格外令人咋舌的一层浊浪。”（23）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顶当时足以致人于死地的帽子。刘心武对这顶帽子敬谢不敏。作为一种应激性的反应，他对爱情/性描写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期间所写的《中国作家与当代世界》、《改革开放与繁荣文学创作——在香港〈大公报〉40周年报庆演讲会上的演讲》、《禁果效应》等文章中，刘心武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对待性文学、性描写首先应该宽容，其次，如果有不同意见，也不应该把这种不同意见弄成政治问题，“对关系到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化问题的一些文学现象，要展开平等的、民主的学术讨论，最后不是用行政手段而是采取民间自我制约的方法，加以解决。”这段话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在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热情”之后，刘心武有意识地把爱情/性描写完全落在了人性探索的基点上。他甚至宣称，爱情/性的描写不宜“简单地从学术上作判断”，“爱情不可分析”；“纵使我对爱情有着品评、议论的高昂兴致，……对其进行科学式精微分析亦无能为力；”（24）如果我们知道上面这种观点仅仅发生在刘心武为自己的理性气质辩护之后的不长时间内，我们也许会更感觉到刘心武在这一问题上变化之大。《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第4期发表了孙绍振的《审美价值取向和理性因果律的搏斗——刘心武论》一文，文中细致地分析了刘心武小说创作中的理性因果律，并且认为与莫言、残雪这些更年轻的作家相比，他的理性因果律并没有优势。刘心武在随后的回应文章——《十年琐忆》中“痛说革命家史”之后，答道：“我需要理性的缰绳以利我跨上文学之马自由驰骋，却绝不需要理性的绳索捆绑自己的手脚。”（25）但他却很快就在爱情/性描写这个问题上，否定了自我，认为理性分析有时候在爱情的表现方面是无能为力的。这种变化能够说明作家的世界观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动。
这种变化表现在他小说中的爱情/性描写则是性道德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清明：性爱开始在他的小说中真正获得了作为“人”之本质的独立性。在他自称“沉甸甸”的长篇小说《四牌楼》中，他写了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主人公蒋飒飒的性爱经历。在这个人物的刻画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蒋飒飒的性观念中，性爱获得了独立的价值，不仅与政治无关，而且与伦理道德无关，只是属于性爱双方的私事。蒋飒飒在怀孕之后，十分坦然地告诉了她的母亲。在受到母亲的道德指责之后，她丝毫没有感到任何愧疚，十分平静地告诉母亲：“这没有什么。我没被人强奸，也没被人诱骗，我们是自愿的，”“这纯粹是我个人的私事。”“不是乱搞，妈，不是你们所谓的‘性解放’！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不是卑下、肮脏的事情，是爱是非常高尚、美丽的性爱……”这一点很容易让人想到周作人的性爱思想：“据我想来，除了个人的食息以外，两性的关系是天下最私的事，一切当由自己负责，与第三者了无交涉，即使如何变态，如不构成犯罪，社会上别无顾问之必要”（26)。“我以为除却没人格的放纵之外，性的过失是可饶恕的”（27）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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